番禺是否该建垃圾焚烧厂，话题已经在广州僵持了一个多月。事件本身的进展是明显的：初期主要是动议部分的争议，政府和市民报纸围绕环评和程序开展辩论。后来，程序问题发展为项目的必要性问题，政府明确了建设的决心，从而带起莫大的抗议；23日的市府kangyi可以独立地看做是一个阶段，尽管它只有5个小时。但kangyi和此前的新闻发布会形成了事件以来最强烈的议题。政府迫于民意，调整立场，直至现在都可以看作是议题顶峰的压力释放过程。牌仍然在政府手里，它们采取了缓和的策略，在等待突破。
广州本地媒体对番禺垃圾焚烧厂的报道和评论，一以贯之，不过也因报纸的背景有所不同。广日的立场是清楚的，对政府的说法积极呈现，对民众意见的表达不甚积极。新快报在程序民主时期，有过几天的社评和近似圆桌会议式样的评论文章。但由于焚烧厂与LPG初期是混合在一起的，新快评论的对此的主动区分度不够。时代周报的灵活处理印象鲜明。南都在事件的进展上，贴得最近，引导舆论的效果最明显。当然，在事实上也形成了与其他媒体的、在不同新闻信息上的协作。毕竟这是一个相互掩护的事件。
外埠媒体开始报道番禺垃圾焚烧厂项目，刚开始的时候，大多是本地媒体人对外联络、寻求新闻援助的结果。人民网、央视等属于此例。不过，外埠媒体尽管在传播番禺议程上做了贡献，但对事态的进程感把握得不够准确。而一些外省媒体的评论，也没有切中事件的要害。但就像刚才说的，省内外媒体的合作把这个事件营造成11月的新闻主题词。这不是可以轻视的。本地新闻的进取和事件进展也需要这样的媒体合作。
我的不满意在于，外埠媒体的报道和评论，着眼点仍旧是放在宏大的民主框架上——很难说是错的，但显然无助于落入现实中来。实际上，在广州本地媒体的跟进下，焚烧厂项目的媒体聚合点是持续变化的：从环评到程序，从项目本身过渡至垃圾处理模式讨论，从市府决策到民意表达的技术性冲突。这些细致的事件进程与本地媒体和在一起，既是媒体的引导之功，同时也促进者事态深入。又更多的媒体加入报道中来，无疑对市府增加舆论压力，这是好事。可从另一方面讲，也会将事态的焦点转移，令本地媒体的议程设置功能有所削减。而这种传媒议题的模糊处理或是政府乐见的。
当23日事态已经发生扭转，市府改换口径，区政府放出全民公决的风声后。事件其实进入了一个新的僵持阶段。民众完成了诉求的表达，也将用垃圾分类来减缓直至取消焚烧厂的意见明确提了出来。这是媒体协作的最大成果。可政府对此装作不知。换言之，垃圾焚烧厂项目，在民众那里已经演化成推行垃圾高效分类的政策提议，可在政府那里依旧停滞在项目的可行性研究上。这固然与政府决策需要长时间回旋的痼疾有关，可谁能知道，这不是政府故意罔顾新的民众倾向，采用的另一种拖字诀呢？
25日晚上的本报社论是要阐述这方面的情势之变的。可稿子被压了下来。或许在27日还有稿子见报，我u值班不知具体情况。但我认为在事态发展到现今这一步，应该将事态上政府与民众的崭新分歧再次有力地表到出来，承继23日kangyi的民意热度，继续用舆论来迫使政策调头，将垃圾分类处理重新纳入公共决策的日程中。我觉得这是重要的。我平时对建言性质的评论很警惕。但在这一回，我觉得有必要将这一个转折的民间动议着重强调。
为什么要这样敏感于民意重心的新变化？我觉得有几个方面是要被十分注意的，当番禺垃圾焚烧项目的议题进入这个阶段后，必须要从整体和全局上有所厘清。第一，番禺垃圾焚烧厂项目不是孤立的，民众要反对的不是在会江村建设，而是反对在所有地方建设。在不同地区的民众对环境权利的表达有着很不平衡的争取能力时，这一点相当要紧。第二，聚集在番禺垃圾焚烧厂项目上的民意，不是环绕在建设地周围十几万小区业主的利益，也不是番禺区人的民意，而是所有广州人的利益，如果要公投，合适的主体绝对不该仅仅是住在番禺的人。第三，只有将议程调转为争取垃圾分类来替代垃圾焚烧，将是下一步揭示焚烧厂背后利益链条的先机。我感觉如果这个事件继续要取得民意成就，唯有用利益集团作为舆论言说的材料，令所谓人民政府背负谴责，因为它始终在暗中配合却不敢公开争取利益集团的好处。
由是观之，新华社对番禺垃圾焚烧厂的报道，就相当的具有官腔气质。当然，我们从来没有指望过官媒和党媒能够竭尽心力。相较于事态的新进展，新华社的报道口径显然是落后了。这种落后的新闻立场和新闻点的设置，让人理解这些媒体并没有真正理解此事的意义。无论是新闻素材还是报道倾向，都是本地媒体此前已经讨论过的，都是剩饭。所以说，在番禺垃圾焚烧厂的事件报道上，讲究平衡不是最该把握的原则，准确切中事态进程才是最该体现的报道价值。应当看到，那种由所谓中央媒体给政府制造压力的设想是不切实际的。那是一个政府向上发言掩盖遮蔽的通道，这个通道虽然铺陈了事态的传播范围，却在很大的程度上忽略了事态的本身进程，这是非常不利的。
现在摆在本地媒体记者和评论员面前的是新的形势。负责记者应该将广州建造焚烧厂的全部计划都展示出来，而不是因番禺影响到对从化花都方面的漠视。这是一个紧迫的报道任务。对在新阶段重新凝聚强大民意具有重要意义。可惜这方面还不见报道，花都从化这些地方的焚烧厂项目被遗忘了，这实在不应该。评论员的笔锋应在观点上体现事态的新进展，将民众的注意力吸引到垃圾分类处理的政策提议上。如果仅仅是番禺的胜利，那并不是胜利。广州要争取比厦门px项目迁址建设的后果，因为尽管不再厦门但仍是一个悲剧。所以我觉得广州民众可以争取比厦门更实质的成绩。这种成绩，在厦门之后，在江苏某个项目停建后，在垃圾发电项目已成为国家盲目鼓励的政策后，愈发显得紧要。
或许在哪一天，外埠媒体失去耐心，也无意追踪番禺项目的进程。事态可否按照新政策的决策过程再次发展，现在很难看到政府表态。张广宁们顾左右而言他，这是一个十分需要媒体耐力和智力加以订正的趋势。23日的kangyi给政府留下了心理阴影。但我们很难确保这种民意的强烈释放可以维持所需要的强度和时间。时间对民众和政府都是一种武器。不幸的在于，政府有更多的实力去坚挺枪口的错误方向。新的民意倾向带来广州kangyi的新目标。是否实现有待此前一切积极力量的持续集合。而至于类似新华社那样的报道者头脑不清晰的红色报道，其实时至今日，很庆幸，已经不再是关键问题。
2009年11月27日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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