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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氏物语：遭遇签售
签售者，签名售书之谓也。即把别人买的书由作者本人画蛇添足地签上自己的名字，乃近些年颇为流行的把戏。若问究竟是从何年何月流行开来的，一时还无从考证。但有一点可以断定：古代无此把戏。吾国自古以来就是文学大国，下至乡间私塾先生上至京师皇帝陛下，无不以吟诗作赋为荣为乐。其作品之丰，足可汗牛充栋。但彼时作品大体同经济效益无关，用不着作者借签字之名行兜售之实。何况不少作家也无此必要。如晋代左思，《三都赋》冠绝一时，富豪之家争相传抄，以致洛阳纸贵；唐代白居易，“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无处不题其诗，无人不咏其作，甚至远传朝鲜日本等国；宋代柳永，词歌一体，没等写完就被年轻美丽的歌伎们一把抢走，“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凡此种种，正可谓不胫而走，何须签售。降至明代清代也不可能有签售之说。若有，罗贯中大可在华盛顿不借不贷买下豪宅，曹雪芹断不至于“瓦灶绳床”，举家食粥，不到五十岁就死于除夕。
近现代亦无此可能。或列强侵扰，或军阀割据，或日寇肆虐，或内战不息，或十年浩劫。之于当年的鲁迅，书是匕首投枪；之于后来的老舍们，书是“罪恶”证据，俱与签售无缘。
记不得是谁最先签售的了。余秋雨余华？韩寒郭敬明？印象中这几年最厉害的好像是我的优秀同行易中天先生（不是罗贯中）和于丹女士（不是孔丘）。前者据说创下签售3000册/小时之纪录，后者自然后来居上超过3000之数。还有王蒙老先生也时不时在京沪齐鲁一显身手。看图像，场景甚是风光。读者们或斯斯然排起长龙，或哄哄然蜂拥而上。签字者或端坐台前健笔如飞，或被围追堵截应接不暇。不过也有惨遭不幸者，如我向来敬重的阎崇年教授就冷不防给人重重掴了一记耳光。偌大年纪，端地飞来横祸—看来，签售这把戏并不总是那么好玩。
不知何故，签售也找到敝人头上。我当然不乐意玩这把戏。倒不是怕有人掴我耳光。对我来说，掴耳光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出现以下场面：敝人手握刚刚买来的PARKER牌18K签字笔，拉着签字架势等了30分钟只来3个人签了1分钟，其余29分钟活活被晾在那里，晾在大庭广众之下，晾在电视台的摄影枪和报纸“娱记”们的话筒和照相机前。“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可那种场合走都走不了的。不可能像徐志摩“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那样潇洒地一走了之。别人怎么感觉我不知道，我反正宁可选择被掴耳光也不愿意活活被晾。
不愿签售还有一个原因：我的身份是翻译匠，要签的书不完全是自己的，即不拥有完全知识产权。当然作为原作者的村上春树这种时候也不拥有完全知识产权。因为他面对的不是日文原著，而是中文译本。而我面对的虽是中文却是译自日文的中文，签售有掠人之美之嫌。正确的做法是我和村上君联袂出场，他签完我签。然而作为现实问题是他来的可能性极小。虽说可能性极小，但毕竟有此可能，而若是《源氏物语》，总不能把一千年前就已作古的作者紫式部夫人请来中国吧？就连川端康成都绝无可能。不过，也不是所有译者都无此资格。诸如鲁迅之于果戈里的《死魂灵》、傅雷之于巴尔扎克的《高老头》、叶君健之于安徒生童话、杨绛之于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以及王道乾之于玛格丽特·杜拉斯的《情人》等等。可我怎么可能和他们相比呢？
虽然不能相比，但签售任务还是坚定地落在我的头上。若干年前昆明一次，两年前上海一次。无须说，都不是我主动请缨的，而是由于上海译文出版社好意安排。安排可以拒绝，好意拒绝不得。还好，既未挨耳光，又没有被晾。如此这般，今年又被安排在作为济南全国书博会分会场的青岛书城签售。老实说，这次压力最大。因为青岛就是家门口。别处倒也罢了，青岛有我的家人、有我的熟人、有我的学生和单位同事及各级领导，实时实地，根本忽悠不得。稍有闪失，半世英名休矣。谢天谢地，承蒙江东父老乡亲捧场，景况还说得过去。证据之一，签售完后书城一位中年女主任还笑眯眯请我吃了“佛跳墙”和“蚂蚁上树”。
作为我，一不想挨耳光和被晾，二不想“跳墙”和“上树”，只想一个人孤零零静悄悄待在书房里不动。
作者系村上春树作品中译者，中国海洋大学教授
近现代亦无此可能。或列强侵扰，或军阀割据，或日寇肆虐，或内战不息，或十年浩劫。之于当年的鲁迅，书是匕首投枪；之于后来的老舍们，书是“罪恶”证据，俱与签售无缘。
记不得是谁最先签售的了。余秋雨余华？韩寒郭敬明？印象中这几年最厉害的好像是我的优秀同行易中天先生（不是罗贯中）和于丹女士（不是孔丘）。前者据说创下签售3000册/小时之纪录，后者自然后来居上超过3000之数。还有王蒙老先生也时不时在京沪齐鲁一显身手。看图像，场景甚是风光。读者们或斯斯然排起长龙，或哄哄然蜂拥而上。签字者或端坐台前健笔如飞，或被围追堵截应接不暇。不过也有惨遭不幸者，如我向来敬重的阎崇年教授就冷不防给人重重掴了一记耳光。偌大年纪，端地飞来横祸—看来，签售这把戏并不总是那么好玩。
不知何故，签售也找到敝人头上。我当然不乐意玩这把戏。倒不是怕有人掴我耳光。对我来说，掴耳光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出现以下场面：敝人手握刚刚买来的PARKER牌18K签字笔，拉着签字架势等了30分钟只来3个人签了1分钟，其余29分钟活活被晾在那里，晾在大庭广众之下，晾在电视台的摄影枪和报纸“娱记”们的话筒和照相机前。“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可那种场合走都走不了的。不可能像徐志摩“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那样潇洒地一走了之。别人怎么感觉我不知道，我反正宁可选择被掴耳光也不愿意活活被晾。
不愿签售还有一个原因：我的身份是翻译匠，要签的书不完全是自己的，即不拥有完全知识产权。当然作为原作者的村上春树这种时候也不拥有完全知识产权。因为他面对的不是日文原著，而是中文译本。而我面对的虽是中文却是译自日文的中文，签售有掠人之美之嫌。正确的做法是我和村上君联袂出场，他签完我签。然而作为现实问题是他来的可能性极小。虽说可能性极小，但毕竟有此可能，而若是《源氏物语》，总不能把一千年前就已作古的作者紫式部夫人请来中国吧？就连川端康成都绝无可能。不过，也不是所有译者都无此资格。诸如鲁迅之于果戈里的《死魂灵》、傅雷之于巴尔扎克的《高老头》、叶君健之于安徒生童话、杨绛之于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以及王道乾之于玛格丽特·杜拉斯的《情人》等等。可我怎么可能和他们相比呢？
虽然不能相比，但签售任务还是坚定地落在我的头上。若干年前昆明一次，两年前上海一次。无须说，都不是我主动请缨的，而是由于上海译文出版社好意安排。安排可以拒绝，好意拒绝不得。还好，既未挨耳光，又没有被晾。如此这般，今年又被安排在作为济南全国书博会分会场的青岛书城签售。老实说，这次压力最大。因为青岛就是家门口。别处倒也罢了，青岛有我的家人、有我的熟人、有我的学生和单位同事及各级领导，实时实地，根本忽悠不得。稍有闪失，半世英名休矣。谢天谢地，承蒙江东父老乡亲捧场，景况还说得过去。证据之一，签售完后书城一位中年女主任还笑眯眯请我吃了“佛跳墙”和“蚂蚁上树”。
作为我，一不想挨耳光和被晾，二不想“跳墙”和“上树”，只想一个人孤零零静悄悄待在书房里不动。
作者系村上春树作品中译者，中国海洋大学教授
不愿签售还有一个原因：我的身份是翻译匠，要签的书不完全是自己的，即不拥有完全知识产权。当然作为原作者的村上春树这种时候也不拥有完全知识产权。因为他面对的不是日文原著，而是中文译本。而我面对的虽是中文却是译自日文的中文，签售有掠人之美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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