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捷平：“我希望西方下一代能比较客观地看待中国”
4年来，中国学专业如雨后春笋一般出现在中国高校中，包括上海外国语大学、同济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在内的高校，均开设有类似专业。
本报记者 刘科 发自杭州
2010年，浙江大学开办了国内首个中国学专业，目前浙大的中国学专业有100人左右的在校生，近70名留学生则已拿到硕士学位。浙大的中国学专业只招收外国留学生，用英文授课，关注当代中国的问题研究。
4年来，中国学专业如雨后春笋一般出现在中国高校中，包括上海外国语大学、同济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在内的高校，均开设有类似专业。
和豪华的北大、清华的中国研究项目不同，浙大的中国学专业经费主要来自浙大，也没有专门为留学生造房子，师资则由各院系教师组成。学生则来自加州大学、哥本哈根大学、奥斯陆大学、斯德哥尔摩大学、柏林工业大学、洪堡大学、慕尼黑大学等国际高校。
“发达国家对中国有着文化上的偏见，在政治制度、价值取向上距离较远，而非洲人民被认为是中国的好朋友，他们对中国的价值体现并没有太多怀疑，非洲学生来中国可能更应该学工、农、医这样的实用专业。”59岁的浙江大学副秘书长、德国学研究所所长范捷平是国内最早提出“本土中国学”概念的学者，此前他曾担任了浙江大学人文学部部长、外语学院专职副院长的职务。6月3日，时代周报记者专访了范捷平教授。
“不希望留学生变成中国代言人”
时代周报：浙大是国内最早创办中国学专业的高校。当时创办该专业的背景是什么？
范捷平：我本人长期在国外工作，上世纪80年代读过海外汉学，在德国也待了13年。依我个人的理解，海外汉学对中国问题的研究，有其自身的视角、立场和价值判断。
如果说海外汉学是一个视角的话，那么国内高校和科研机构对中国问题进行研究，是基于海外汉学研究之外的一个新视角，可以说是对海外汉学的一个有效补充。
我在2010年提出创建本土“中国学”的概念，当时即认为“中国的问题一定在中国”。比如说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民营经济问题、环境污染问题、社会老龄化问题、暴恐问题，还有其他日新月异的发展问题，这些问题为什么这样发生？中间蕴含着怎样的内在关系？又该如何解决？与历史和文化又有着怎样的关联？这些事情一定有历史与现实间的逻辑和联系在，这需要在中国本土寻找答案。
第二个原因是由于在中国问题上，海外汉学研究与国内的一些信息并不对称，比如对农民工问题、计划生育政策、少数民族问题等话题，与我们的看法都不太一致或有出入。
中国问题的研究不应该由西方来主导，而应该由多方的交流、对话来呈现。我们曾听过美国前国务卿杜勒斯的观点，西方欲把和平演变的期望放在中国的下一代人身上。这不是说海外的中国学都有反华倾向。我觉得海外汉学研究存在的问题是，身体没进来，这就意味着感知没进来，中国学的研究需要通过眼睛、耳朵等各个器官，去接触领略中国社会。
我们是把中国当代现状，呈现给外国学生，让他们亲自来研究观察，把自己的身体植入当下中国发展的语境和生活环境下，让他们明白中国正在发生的改变，这是我创导本土“中国学”的契机。这个意思并非如杜勒斯所说的将改变中国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第三代、第四代身上，我希望西方下一代人能比较客观准确地看待中国，了解中国的现在和过去。
第三个原因是方法论上的考虑。我一直在思考，传播中国文化的策略，要怎么样做才是可行的。我认为一定不能是简单地靠中国人来做这个事情，而应该像杜维明先生说所的文化中国的概念。怎么样讲清楚中国的价值观和合法利益，这就需要更多的人发出中国声音，这里包括国内的中国人、海外的中国人，还包括海外所有研究中国的人士，我们培养这些学习中国的留学生，是想通过他们的嘴巴来描述中国，这是一种新的传播中国的范式。简单来说，是用西方人的舌头，发出中国的声音。当然，我们不希望西方留学生变成中国的代言人，只是希望他们客观真实地呈现当下的复杂中国。
事实上，我们在2010年提出创办中国学专业时，还是较朴素和务实的。浙大有自主设立专业的权限，在自主论证后，要报教育部备案，教育部也批准了。现在看来，几年前的这个理念，也吻合现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中央精神。
中国学会越来越趋于“区域研究”
时代周报：中国学专业的教学内容是怎么设置的？
范捷平：孔子学院主要传播中国的汉语文字，国外高校的汉学研究则主要围绕以孔子、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区别于上述两者的教学内容，我们的授课内容除涉及中国语言、文化、历史等内容外，更涉及现代中国的政治、管理、经济、社会等当下问题。这些问题之所以发生在中国，有深厚的历史背景，在此基础上，学生会主动去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知识。
比如我们有一门课程专门研究移民问题，会研究出国的温州人群体，我们会指导学生分析这个群体在温州过去的生存状况，通过何种途径出国，出国后在国外如何生存，所在国如何管理他们，移民群体对国外的文化认同如何，还有移民第二代、移民第三代的发展状况等。我们不是简单告诉学生中国国情，还会带这些学生去侨乡考察，这又会涉及到诸如家庭、人口等话题，这些话题的表象背后往往有着学理基础在。
再比如我们有一门课程是专门研究中国的民营经济，老师就带领学生去参观吉利集团、万向集团。在吉利收购沃尔沃后，很多欧洲人不再买沃尔沃轿车，认为这是在中国生产的汽车。等学生参观完吉利集团后，他们发现吉利在中国还是在生产其自主的吉利品牌，这与西方一些媒体的报道是有出入的，这就起到了纠偏的效果。
今年我有一位来自哈佛的学生，他跟我说，他想研究中国房地产市场。我本人专业在人文领域，没有专门研究经济问题，所以我建议他从文化角度研究中国的房地产，比如他不明白为什么中国人买房子是为了结婚，不明白为什么在中国买房子只是男人的事情，不明白为什么在中国买房子还是父母的事情。
像这些话题，对他们了解当下中国很有作用，他们会去探求问题背后的原因，这些原因可能是发展中的系统问题。
时代周报：中国学专业未来在办学上有没有什么规划？
范捷平：未来的招生规模可能增加，这意味着教学力量需要进一步增强，我们希望更多的国际高校教授来中国上课。
中国学在过去是以语言文字为基础的学科，孔子学院主要教的是语言。但是当今世界人文科学的发展趋势并非如此，我的判断是，会更加趋于“区域研究（Region study）”。
中国学可能会是未来很多文科专业的发展范式，比如历史学、哲学、文学、政治学都不开这样的地缘性，过去以语言文字为主导的教学模式，十分需要向地缘模式转型。
“我认为国学研究很重要，但不要大搞”
时代周报：近几年来，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脚步加快，诞生了孔子学院这样的海外汉学机构。当然对孔子学院的评价，现在褒贬声音都有。你如何看待孔子学院在海外遇到的困境？
范捷平：我不太好评论。他们现在有一定的困难，（原因）比较复杂。比如办孔子学院的数量、核心内容、管理模式，可能都会引来（一些问题）。在西方土地上传播中国之花，也有适应不适应的问题。另外，西方人有没有真正接受你，你在国外的分寸有没有把握好，这些可能都有关系。
走出去战略是为了提升中国文化的显示度。走出去的策略是多种多样的，孔子学院是走出去，我们也是走出去—请进来，再走出去。外国人来中国取经，然后回国后把中国文化带回去，我们有些学生毕业后留在了中国，但是与国外的联系还在。
我们不是在做叶公好龙似的传播。唐僧取经，一定要去印度取，因为经在印度。中国的问题，也一定需要在中国观察。
时代周报：在办学过程中，是否遇到不一样的反对声音？
范捷平：在办中国学这个专业的过程中，确实有不少人并不理解。比如有人说，中国学是西方人做的，中国高校为什么要办？也有人说，中国学应该用中文授课，不应该用英文授课。还有人说，既然要授课，就应该讲国粹，而不用涉及当代中国问题。
用英文上课，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中国问题要说透，用西方常用语言上课，效果可能更好，因为学汉语对西方人来说时间漫长，学完再来做研究，人数会比较少。
中国人说国学，海外说汉学。我在国外读过汉学研究，读的是中国古籍，研究王阳明、朱熹、张载和戴震，当时的考试题目我记得是中国的科举制度。这些内容与现实有一定距离。
我认为对国学的研究很重要，但不要大搞。本末不能倒置，“本”是今天的中国。向国外学生介绍今天的中国，然后让他们自己去发现传统中国，这个意思更大。要知道，中西方从来没有因为孔子而吵架过，我们吵架的原因是因为当代中国。很多外国人希望我们当孔子、当老子，重新穿上长衫、梳上辫子、拿起一本线装书，口头念念有词，希望中国能回到清朝去。
在孔子的问题上，中西方的观点非常一致。中国的问题是，现在也需要石油、也需要发展、也需要吃饭，中西方的冲突，不在于争夺孔子的话语权，也不在于争夺孟子的话语权，更不在于争夺老子的话语权。
无论如何，外界理解我们会做，外界不理解我们也要做。“讲述好中国的故事，传播好中国的声音”，这是十八大之后习近平主席提出来的。我对这句话的理解是很深刻的—故事、故事，是故去的事，是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声音、声音，是指要发出今天的声音。从根本上说，我们的办学目的也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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