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议题]克强拆墙，亲创业去！

人才自由流动素来是市场经济和开放社会的活力源泉。科研人才如何发挥其个人能力？浩渺的市场经济如何为吸纳产业经济提供技术智慧？拆毁市场与高校科研院所的高墙，让自由无所不在，是时候了！

 

进入商海真能让科研人员如鱼得水？在国民经济下行、实体经济不振导致科研很难产生利润、改革进入调整既得利益结构的背景下，对比1992年的公务员下海潮，此次鼓励科研人员自主创业有其特殊的政策考量。且让我们理性看到其中的改革精神和个人命运。
 

 

 

 

最近，“国发〔2015〕23号”文件《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就业创业工作的意见》对外发布。很多人将此与1992年的公务员“下海潮”相提并论。

 

下海潮会再次到来吗？实际上，2015年的中国，距离1992年，经济状态和时代特征已经发生巨大变化，即便值得欢呼，对这一政策可能释放的改革红利，亦需理性分析。

 

 

有很多人将此次国务院关于科研人员创业的鼓励政策的意义与1992年的公务员下海潮相提并论。在对个人自由和社会活力的释放方面，的确，两者有逻辑同构性。

 

然而，此次科研人员创业改革与1992年的公务员下海浪潮仍然存在重大差异。正是这些差异，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当前科研人员创业改革有其不可忽视的自身特点。

 

首先是两者的经济运行体制和既得利益格局很不一样。

 

1982年的中共十二大提出“计划为主，市场为辅”，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92年的中共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2年以前，由于计划经济的影响和改革一度遭遇挫折，高校内知识分子和党政机关内公务员普遍处于低迷的人生阶段。市场经济大门一开，体制内人士的思想得到了空前的解放。而在今天，中国社会的主要问题已经不是“思想解放”的问题，而是如何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来调整既得利益结构的问题，不仅是蛋糕如何做大，而且还有如何通过收入再分配来做好蛋糕的问题。

 

例如，1992年以前公务员很少直接经商，而今天科研人员经商在一些省级中心城市和一线城市早已不是什么新闻。可以想象，这种以既得利益合法化为目标的确权，与1992年的公务员下海潮有着本质区别。

 

其次，我们还需要考虑两者的中国经济总量和产业结构很不一样。

 

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字，1991年中国的GDP数值为25572.8125亿元，当时排名全球第九；而在2014年，中国的GDP数值为620346.25亿元，排名全球第二。从绝对数值来看，当前基数约为1991年基数的24.26倍。而从产业结构来看，当时中国的城市化、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程度远远不及今日。1991年的中国，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占据有更重要的优势地位。在上世纪80年代的基础上，商业等产业刚刚进入一个起步后再发展的阶段。

 

计划经济导致供应不足和卖方市场。只要商人敢卖，常常就有钱挣。由于商业刚刚起步，当时下海的公务员所面对的是最多只有十年从商经历的沿海农民商人。很快，“前公务员们”就占据有知识和管理等方面的优势。而在今天，下海的科研人员面对的是已经有了30年丰富创业和守成经验的优秀的企业家阶层，以及具有丰富经验的职业经理人队伍。这就决定了，在今日，科研人员下海，考虑到个体的局限，未必是一件有利于科研人员的事情。

 

更何况当前已经进入国民经济下行阶段。珠三角、长三角等地的企业主纷纷抱怨投资多少就亏损多少。时代的劣势不是非科研人员才有的，对科研人员同样存在。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这里谈的是科研人员。如果试图进一步增强改革力度，让从事基础理论研究和与现实经济直接关联不大的一些专业的高校教职员工进入创业状态，可能并不合适。社会中的不同人群是有其专业性和职业局限的。改革和个人选择都要尊重现实。

 

从积极的角度来说，政府更多鼓励科研人员下海，看到的正是科研群体的专业优势。但这种优势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和进一步转化为企业利润，并在企业利润的基础上转化为个人收入，是一个漫长的艰辛过程。这也是当国家层面在颁布鼓励科研人员创业文件之后，一些科研人员仍然期待出台更大的扶持政策的原因。

 

 

实际上，早在“国发〔2015〕23号”颁布之前，一些地方政府就采取了各种措施来促进经济发展，其中之一就是鼓励科研人员自主创业。

 

2014年10月14日“新华网”文章《成都鼓励科研人员创业：教师“下海”可留岗5年》指出，四川省于2014年6月份相继出台的《成都市促进国内外高校院所在蓉协同创新的若干政策措施》与《支持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创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十条政策》两份文件分别指出：“支持在蓉高校院所在编在岗科技人才兼职从事创新创业活动，并对带技术、带项目在蓉新领办企业的高校院所科研人员，给予最高100万元资助”；在川高校、科研院所等事业单位科研人员经单位批准后到成都高新区自主创业，在3-5年内保留其身份和职称，创业期间的所得归个人所有。文章援引成都信息工程学院某教授、某公司技术总监的话语指出，“以前严禁”教师“下海”经商，教师只能偷偷摸摸地在外开公司。

 

《中国人才》杂志2014年第6期文章《什么阻滞了科研人员创业的脚步》则指出，“2012年，作为全国唯一的科技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城市，南京市出台了《深化南京国家科技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城市建设，打造中国人才与创业创新名城的若干政策措施》，在破解科技创业者的身份之忧、提高科技人员与科研成果的市场价值、解决科技创业企业初创期难题方面，进行了大尺度的政策突破”。文章同样援引了中科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某研究院副院长、南京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的经历证明了这个政策出台的必要性。

 

而从中央层面来看，2013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就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出的5个方面的任务，其中之一就是“打破人才流动、使用、发挥作用的体制机制障碍，最大限度支持和帮助科技人员创新创业”。2014年，“鼓励科研人员创办企业”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此外，北京“京校十条”、天津市“2013-2015年科技小巨人发展三年计划”、武汉市“黄金十条”、济南市“科技11条”纷纷出台。

 

这些政策，是对科研人员创业既成事实的合法性追认和合法性再确认。

 

早在中央和地方政府出台相关政策之前，包括科研人员在内的高校、科研院所员工“偷偷摸摸”创业和经营的事情就已经是坊间司空见惯的事情了。在高校里，硕士生博士们动辄称呼指导教授为“老板”；从上个世纪末期开始，这就不是新闻了。说“偷偷摸摸”夸大了相关话题的严重性。根据中国社会“法不责众”的“反应性理政”特点，除非高校教师和单位领导人际关系严重不顺畅，导致“挟公器以报私仇”，大家基本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是朝夕相处的同事和伙伴，还常常是乐观其成。

 

 

从十八大以来，尤其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之后，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国民经济开始下行和进入调整期。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国家在经济体制改革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方面，都开始有条不紊地落实十八大及其三中全会的相关精神。

 

在鼓励就业和再创业方面，《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就业创业工作的意见》就涉及“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积极推进创业带动就业”、“统筹推进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就业创业服务和职业培训”等22项主要内容。科研人员创业再创业只是其一。

 

从体制的角度来说，在老“三个有利于”（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的基础上，从当前提出的新“三个有利于”（只要对全局改革有利、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有利、对本系统本领域形成完善的体制机制有利）角度来看，鼓励科研人员创业这个政策，是当前国家“就业创业”改革政策的一部分，有其战略部署的长局意义。

 

当前，在舆论上有对科研人员再创业政策的一些批评。如果从专业的角度来说，这些批评会有其值得尊重的一面。然而，如果担心科研人员从此不安心工作，显然高估了这个群体过去的职业献身精神。不要抹杀那些有能力挣大钱的科研人员的商业能力。若不能给他们幸福，那就尊重他们的自由。舆论应当尊重和鼓励他们在自己的愿望中生活的权利。

 

反过来说，有某些特定抱负的科研人员离开科研机构，让他们的位置腾出来，一方面有利于年轻的科研人员成长，另一方面还有利于国家财政开支花费得恰到好处。

 

进一步地，科研人员的责任心不是靠鼓励不鼓励科研人员创业这个政策能决定的。无论政策允许不允许，事实就在那里。若要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仍然应当鼓励科研人员体制内外自由流动。此外，为民间科研机构提供发展的制度空间，通过教育体制改革释放民办教育的活力进而激活公办教育的责任心，如此等等，必不可少。

 

 

——另一面——

1992年公职人员下海对中国市场经济的影响

苏小和

说起1992年，人们理所当然想到的是邓小平南巡。但是站在市场经济理论的维度上考量，这一年最大的事件，应该是企业家阶层的崛起。

多年以来，经济史学界几乎都愿意把1992年和企业家联系在一起进行思考。的确，从国家经济层面的法律文本来看，1992年，至少有两部与公司建构有关的条款出台，《有限责任公司暂行条例》和《股份公司暂行条例》，这使得1992年成为中国公司的元年。而另外一个醒目的社会学现象，正是大量的官员、知识分子在这一年纷纷辞职，离开朝九晚五的工作岗位，主动奔向市场。

官员和知识分子下海，带来了许多制度性的意义、文化性的意义以及市场性的意义。

所谓制度性的意义，在于这一年，很多人开始接受政府的管理和市场的运行是两个不同的领域，经济的发展应该遵循政企分开的经济学常识和市场化观念。的确，1992年是这个国家的政府部门有意识地部分退出市场领域的一年，或者说，1992年是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开始进入实质性发展的一年，一个最醒目的标志，就是企业家开始走向市场的舞台，企业家开始成为一个时代最瞩目的明星。这在经济学的理论意义上，能够得到合理解释。熊彼特坚定地认为，只有企业家才能推动市场创新的发生和发展。

所谓文化性的意义，主要是指这一年，中国的社会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反官本位思潮，众所周知，长期以来，中国传统文化都是学而优则仕，人们普遍以追捧权力为人生原则，1992年，这样的千年文化传统似乎受到了不小的冲击，以至于竟然有人愿意放弃官僚阶层的生活，主动奔向市场，成为接受市场自发秩序和竞争秩序的企业人员。

所谓的市场性意义，则是指中国的企业家阶层建设进入到了一个由前官僚阶层和知识阶层主导的时代。要知道，整个上世纪80年代，中国企业家的主要构成人员，都是“文革”时代传承过来的社会闲散人员，乡镇社会里有一定组织能力的农民。前者构成了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批私人企业，而后者则构成了第一批乡镇企业。也就是说，在至关重要的产权意义上，1992年兴起的企业家阶层，在1949年计划经济体制被反思后，才第一次出现在市场的秩序里。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社会选择理论”指出，在正常条件下，人们完全能够自愿合作、自主治理公共事务，能够是自身责任的承担者，不必完全依赖政府。因为这种深思熟虑和创业激情下的自主合作，使得1992年以来，大批企业茁壮成长。

根据周其仁先生基于经济史范式的解释，92派企业家的出现，乃是与现代公司制度相关的企业史事件。一系列知名企业的创业及其后续发展，都能证明这个结论。

这种企业家精神，必会拓展为中国政府的政治家精神。对晚清社会企业家张骞的观察，能让我们对1992年后中国市场文明的拓展之于中国改革开放的作用有更为长远的思索。

（作者系知名财经作家，著有多部企业史和经济史学术著作）

 

 

5月7日，李克强视察中关村创业大街后，与创业者的自拍式大头合影以及“克强萌萌哒，一起创业吧”的口号流传网络。这可能是李克强自各种官方场合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后，与“创业大众”的最亲密接触。

 

创业大街孵化器之一“联想之星”，是平静的漩涡中心，“联想之星”是联想控股旗下天使投资机构，也是最早入驻中关村创业大街的孵化器之一。5月7日上午，李克强在联想控股董事长、联想集团创始人柳传志的陪同下，在此停留了十几分钟，尽管只有短短十几分钟，也足以留下美谈。

 

 

周自强是联想之星副总经理兼执行董事，他和联想之星的其他员工，提前两天得知了总理要到访的消息。

 

不过，当日上午正聚在教室里上课的50多名培训班学员，直到课前才听到周自强的通知：“上课期间有国家领导人要来。”

 

5月7日，也就是李克强到访的当天，恰逢联想之星两个月一次的创业培训班开课，此轮为期三天的培训，是联想之星第七期TMT春季班，7日是培训首日，由于学员招自全国各地，不少外地学员前一天晚上才到达北京。

 

一切并没有刻意安排。“时间很凑巧，如果不是碰上上课，那么大一个教室还是空的，我还得专门找人过来。”8日下午在办公室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周自强半开玩笑地讲述。尽管总理要来，大家还是“该干吗干吗”。

 

当周自强向培训班的学员们宣布这一消息时，教室里出现小小骚动，“大家都很兴奋”，做动作捕捉技术开发的刘昊扬是50多名学员之一，激动过后，他马上有了个点子。

 

刘昊扬的创业公司研发推广的技术之一，是通过穿戴式设备捕捉人体动作、再直接转化为三D动画，这一技术能够改变传统的动画制作方式，大大降低制作成本；且由于可以实时操作，这一技术也应用在一些创意传播中，比如2015羊年春晚中的虚拟主持人“阳阳”，便是刘昊扬的公司提供的技术支持。

 

刘昊扬的点子就是制作一段总理的卡通形象动画，等总理到的时候播出来，以传递这群年轻人的热情，他知道利用自己的技术，作品很快就能完成。

 

学员们也都为这个想法而兴奋，他们去征询周自强的意见：是否可以这样做？“我觉得领导人应该挺亲切随和的，这么做没问题。”周自强同意了。

 

 

联想之星的办公室主体在第四层，上楼需要乘坐一台空间不大、超过6个人就显拥挤的电梯，因此在10时20分李克强到达的时刻，周自强和几个同事选择在四楼门口等候，李克强则在柳传志等人的陪同下乘电梯上楼，更多的陪同人员则干脆去爬楼梯。

 

比电视里看上去要高，大方脸，有点黑—这是李克强总理给周自强的第一印象。在靠近大门的展示栏前，柳传志向李克强总理介绍联想之星。

 

柳传志说，科技人员创业有两大困难，一个是领军人物，一个是资金。我们办联想之星，就是希望帮助他们解决这些问题。传统商学院做的，都是针对大型企业职业经理人的专业培训，而联想之星的创业培训，是帮助创业者怎么把企业从小做大。联想之所以有能力做好这件，是因为有30年来不断积累的经验，有一批来自企业一线、实战经验丰富的管理人员来做教员。“科学家变成企业家，最难的就是观念怎么转变。”柳传志说，“企业家和科学家的特质有很大不同，在这中间，科学家就像一粒粒珍珠，而企业家则是把这些珍珠穿起来的那根线。”

 

“以柳总的汇报为主，讲我们为什么做联想之星、我们做的有什么特点，总理听了也表示了肯定。”周自强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接下来由周自强向李克强总理介绍联想之星孵化投资的代表企业，周自强准备了两家“上了联想之星的培训班、拿到联想之星的天使投资，后续发展也很好”的企业，一家是由85后的几个清华学生做的“face++”，这是一家提供人家识别服务的公司；另一家是来自天津的由中科院的科技人员创办的“微纳芯”，这家企业从事的是快速体外诊断设备开发，由于其产品便携、低价，主要应用于医疗资源匮乏的农村卫生所等基层医疗机构。

 

当周自强介绍“微纳芯”时，李克强很快回忆起自己在2013年年底去天津视察时，就曾看到过微纳芯的第一代产品，由于现场同时展出了微纳芯的第一、二代设备，李克强赞赏地表示第二代比上一代小很多。

 

“因为时间比较紧张，我们说得多，总理更多时间在听，在看，大多时候总理表示肯定，说‘做得好’、‘不错’。”周自强回忆说，“我感觉总理并不是说要来下什么指示，主要是来感受氛围。”

 

 

此时，9点开始的“TMT班”的培训课已经过去了一个半小时，“同学们知道总理会来，但并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周自强讲述，听完创业企业的介绍后，总理走进了教室—培训课上讨论时间占很大一部分，当时学生正分组围在不同桌子上讨论—总理径直走到一张桌子旁。

 

大家哗地围了上来，周自强被挤在了外面，“就连北京市陪同的领导也被挤在了外围”。

 

“你们在讨论什么？”李克强问。

 

正在上的这堂课的内容是讲互联网产品的迭代，即产品如何一步步更新、完善、适应用户的需求。“我们联想经常用到的一个词叫‘复盘’，这也是联想内部企业管理提倡的方法，这个概念贯穿整个培训，也就是回顾以前是怎么做的、什么地方做得不好，让大家分享经验，当时正在‘复盘’各自的产品迭代的情况。”周自强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因此大家回答说正在“复盘”。

 

人们向李克强介绍复盘是怎么一回事，李克强很快反应过来，这不就是围棋的复盘吗？复盘一词的确本是围棋术语，指对局完毕后，复演该盘棋的记录，以检查对局中招法的优劣与得失关键。围棋也是李克强的业余爱好，他不止一次以围棋比喻经济管理，不久前还用围棋比喻新常态下中国经济“既要谋势又要做活”。

 

据周自强回忆，李克强在交谈间表示：“你们不仅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而且培养了大批创造物质财富的人。”并鼓励联想的经验不应该只留在联想内部，应该跟创业者分享，也鼓励学员学习联想的经验。

 

 

刘昊扬等人此时也把准备好的动画投影在了幕布上，同时打出了“克强萌萌哒，一起创业吧！muah~”一行字—此前同学们一起商议、希望找一句足够活泼亲切的口号，最后定下了这一句。

 

只不过，虽然当初刘昊扬准备好的是十几秒钟的动画，但周自强担心时间太长，最后只放出了一张截图—萌态可掬的总理半握双拳、正在跑动的模样—现场的气氛，随着学员们齐声喊出幕布上的口号，依然高涨。

 

总理很高兴，开怀大笑，还幽默地跟漫画招了招手，说：“你们创业成功，我们也就心情舒畅了！”

 

站在对面的刘昊扬用手机抓拍下了这一场景，其中李克强一手叉腰，目视前方，神情愉悦开朗。

 

“跟学员交流时，学员说一句，李克强会有一句简单的回应，就像唠家常。”周自强回忆，整个过程中，李克强并没有专门“发表讲话”。

 

有个同学说做企业，除了把企业做好，也要做出“正气”，李克强表示认同，他说创业文化本身包含道德诚信，人有正气正心最终才能成业。

 

“感觉不像外人，气场跟大家很合，我们也没有把他当外人。”刘昊扬说。

 

要离开的时候，有同学喊：“总理我们合个影吧！”

 

“好，没问题！”

 

学员们拿着手机，与总理拍下了不少大头合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