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中国版哈佛

2015-01-06 12:37:58

来源: 时代周报

从2004年首批合作办学项目获批至今，中外合作办学机构、项目已达2063个，在校生规模约为55万人；中外合作办学毕业生已经超过150万人。但是，中国版的哈佛大学一直停留在人们的希望之中。

最大的难题有三：一为资金，一为理念，一为机制。

合作办学缺少财政投入和其他资金来源，难免走上规模扩张的道路，而这就会与博雅和精英教育的理念相违背。

而因何办学，这个问题没想清楚，亦会阻断社会公益机构的资金持续流入，不以学术为唯一标准，难以保证教育的质量与生源的良性循环。

最关键的，还是机制的改变。无论是捐款免税或资金配套，或减少行政干预，都需要政府的决策者站在高处为未来绸缪。

2014年10月2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释放出“扩大中外合作办学”的重大信号。然而几乎同一时间，教育部在中外合作办学监管信息平台上，对停止办学的252个本科以下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进行了公示。

新的机遇出现，但如何突破现有桎梏，仍然是个重大课题。若破题成功，则中国版哈佛的出现将为期不远。

时代周报记者董萍发自广州、珠海

尽管仅占有高等教育在校生规模的1.4%，中外合作办学仍被各界寄予厚望。

经过10余年发展，中外合作办学与公办、民办高校一起，被称为支撑中国高等教育的“三驾马车”。

但同时，中外合作办学也面临着转型和升级的新课题：如何解决资金问题，通过政策引导逐步提高办学水平，进而推动中国教育改革。

破题成功，则中国版哈佛大学将会在不远的未来浮现。

十年峥嵘

十年后，发已斑白。

回忆起在内地办学这十年，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以下简称“UIC” ）校长吴清辉不无感慨。

“按照当时签订的协议，北京师范大学出250亩地，承诺其图书馆，体育场为双方共用。香港浸会大学（以下简称“浸大” ）负责筹集资金，引进浸会大学的课程和管理方式。”

2004年，作为教育部特批首批合作办学，UIC在艰难中起步。第一年吴清辉多次找到广东省教育厅和广东省物价局，UIC被批准从三本中招收第一批270名学生，学费为22000元/年。第二年，吴清辉又赴北京，与教育部招生司的司长谈，创造了“两年升一本”的奇迹。

至2015年，UIC在珠海办学十年，送走了6届学生。“我们是第一家吃螃蟹的人，做得很辛苦。后来的中外合作办大学就不一样了，地方政府给钱、给地、给政策，办学环境越来越好。”吴清辉对时代周报记者说。

“浸会大学拿出资金到内地办大学，这在香港的大学中是前所未有的。一方面，国内的政策并不清楚，招生情况也不明朗。另一方面，浸大校董会认为一下子在内地投入1.5亿港元办学风险很大。浸会的教授也质疑，以后UIC毕业生拿浸大的学位，会不会让浸会大学的声誉受损。应该说，当时的压力很大。”

UIC创办的十年，正是中外合作办学进入快速发展期的十年。

2003年9月1日，国务院发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至2010年，教育部受理的中外合作项目申请数量每年都达几百个，通过率平均在30%以上。

由于看到中国教育市场的巨大潜力，境外高校纷纷抢滩中国。地方政府、高校在推动中外合作办学上也是不遗余力。例如，深圳、昆山、温州对中外合作办学的投入皆以亿元计。

2006年，国家主席习近平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他曾亲自出席了宁波诺丁汉大学的落成典礼。浙江省另一所中外合办大学—温州肯恩大学，也在他任内达成协议。

截至2014年，公开数据显示，全国经审批机关批准设立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项目已达2063个，在校生规模约为55万人；中外合作办学毕业生已经超过150万人。

根据教育部中外合作办学监管工作信息平台。中外合作办学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如UIC、昆山杜克大学、宁波诺丁汉大学、上海纽约大学、长江商学院等；二是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目前全国经批准设立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已达2000余个。

根据时代周报记者梳理，中外合作办学主要有三种模式，主要包括校校合作、政府间合作、学校与社会力量合作。UIC属于校校合作，上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属于政府间合作，即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和欧洲联盟共同出资创办。我国高校与境外公司、企业以及社会团体和组织之间的合作则是第三种。

资金难题

办学性质的公益性与巨大的资金投入之间的矛盾，一直是合作办学难以逾越的一大难题。

2003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总则规定，中外合作办学属于公益性事业，是中国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

而在教育部审核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中，除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卓越国际学院”等少数几所学院外，绝大部分中外办学者不要求取得合理回报。即使长江商学院，亦注明不要求取得合理回报。实际上，从创业一开始，吴清辉校长就面临着筹措资金的困难。

“香港浸会大学从继续教育学院拿出1.5亿港元。用了一两千万建校舍，另外3000万用作前期操作，之后浸会大学就没有再投入了。做得很辛苦，我们是纯英语教学，绝大部分的老师都要海外聘回来，薪水相对高一点。”吴清辉校长介绍。

直到2014年，UIC终于等到转机。珠海市跟其签合作协议，无偿拨300亩地建校。另外，UIC被纳了珠海市高等教育机制内，市政府每年从财政中划拨500万元，直接补贴给教职工。此刻吴清辉感觉轻松了一点。

“资金问题我们一直在解决。现在UIC在校学生规模达4900人。像我们这种强调师生关爱的成人教育、博雅教育，一般不超过4000人，6000人是极限了。”

吴清辉说，一方面，希望地方政府和合作方共同来解决财政的问题；另一方面，寄希望通过让绝大部分老师认同他的教育理念，共同奉献。

吴清辉面临的财政困境，并非校校合作的中外办学机构独有。

温州肯恩大学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一直参与筹办和创建的副校长钱强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中外双方协议的签署都比较谨慎，手续很繁琐，尤其在法律层面上的对接很复杂。“投入很大，包括师资的投入、学校基础建设的投入，目前来说投入和产出不成正比。”

昆山杜克大学刘经南校长也有同样的看法，昆山杜克大学想走美国那种精英型的私立大学办学模式，学生收费远远低于培养成本，光是学生宿舍人均就达52平方米，他们估算了一下，学生自己承担的费用，占成本的1/4到1/3左右。“目前运行经费靠昆山市政府补贴一半，杜克大学补贴一半。”

“国外的校友是有一个与资本主义的同步发展过程。西方现在比较成熟，企业赞助学校可以免税。相当于一个企业，与其给政府收税，还不如捐赠给学校，还落一个好名声。中国没有这样一个机制和文化，需要一个漫长的培育过程。”重庆大学新闻学院院长、教授、博导董天策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

“中外合作办大学要实现良性循环，大学初始定位便应该是一流学校，始终以学术为唯一标准。如此，自然会有成功的企业家、慈善机构或者学术机构捐款支持它的发展。”香港国际教育发展协会会长杨永明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如果中外合作办大学没有财政投入，又没有其他资金来源，实际上就会逼迫学校走上规模扩张的道路。不扩招就没钱，就只有关门。这就跟它博雅和精英教育的理念相违背。”

信号与掣肘

“目前国内优质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数量，远远无法满足国内的需求，这是一个基本判断。”广东省教育厅相关人士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其巨大的缺口，这可以从每年我国出国留学人数正呈现出高增长态势，2012年达41万人。以及香港中文大学（深圳）（2014年）4月获批、8月即招300余名新生可见一斑。”

2013年年底，教育部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中外合作办学质量保障工作的意见》强调，今后对申请新建独立法人、独立设置的本科及以上层次中外合作办学机构，要“严格限制、要求高水平”，采取“高标准、严要求”的审批措施，此外对申请设立的独立法人中外合作大学的外方高校必须是世界名校。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十年以来，各种形式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和机构发展势头甚猛，达到2000余个，甚至很多二、三本院校或地方院校都热衷于中外合作办学。

但在这些办学机构和项目中，列入国家第一、第二批次，并以独立学校代码单独招生的机构只有四所，分别是宁波诺丁汉大学、西交利物浦大学、上海纽约大学以及北师大-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

“在中外合作办学的顶层设计上，还有诸多问题，导致大资本不敢进入，而小资本乱入赚钱就走。这导致了中外合作办学的乱象频出。”广东省教育厅相关人士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第五届全国中外合作办学年会上通过了《深圳共识》。与会者认为，未来中外合作办学应加强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强化依法管理。

按照教育部政策设计的初衷，国家开展中外合作办学的核心是引进优质教育资源，进而发挥“鲇鱼效应”，推动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实现高等教育国际化。

实际上，教学模式陈旧，与实际脱节，“行政化”色彩浓厚等中国高等教育等积弊，早已被不断抨击；另外一方面，中国高等教育供给严重不足。

“202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要达到40%。经过测算，高校保持现有招生规模，到2020年毛入学率也将上升到36%。剩余的4%主要用于高等教育结构调整，扩大高职招生规模以及用于中外合作办学招生。”教育部中外合作办学理论研究基地、厦门大学中外合作办学研究中心主任林金辉最近在一次会上表示。

“要在中国办得好一所大学，首先要接地气，根据中国的实际办学。其次，教育者必须实实在在想做教育。中外合作办学机构，能不能办得好，有待观察。很大程度还是看办的人怎么办。光是国外一个品牌，我觉得不行。”吴清辉表示。

东北财经大学萨里国际学院院长赵彦志坦言，当下非法人设置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在质量保障上存在问题，包括引进优质教育资源不足，以及非法人设置办学机构受中国大学的影响等。

“此外，从调研的情况看，现在非法人设置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国外师资力量，在国内常驻的很少，大多数老师跨国飞来飞去。真正能在国内常驻的，能够给学生提供良好的学习体验的教师不多，集中授课和网络授课是主要采取的形式。”在赵彦志看来，“师资队伍的建设是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下一步工作的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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