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义乌模式”突围

2014-03-17 11:36:53

来源: 时代周报

这个县级市需要面对的是从传统向现代、专业向复合、县域向广域的发展问题，尤其是在面对电商较大冲击的情况下率先突破，成为真正的商务城市的现实命题。

编者按：

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浙中小城义乌实现了以小生意做出大声誉，创造了中国县级市的一曲神话。现在，它正在摸索下一次的蜕变之路。

三年前的2011年3月4日，国务院批复《浙江省义乌市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总体方案》，同意在义乌市开展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这是国务院批复的第10个国家级综合配套改革，也是首个在县级市设立的国家级综合贸易改革试点。

一直以来，义乌是浙江经济模式的典型代表之一。这座小城距离上海300公里，距离杭州也要两个小时的车程，在既无区位优势也无先天资源的背景下，义乌为全国专业市场提供了成功的样板，它成为了整个世界的超级市场。但是，在过去的数年里，义乌的经济发展面临着现实的瓶颈——小商品、低附加值、低技术、小品牌、大量的民间资金、创业激情的减退和现有体制的冲突，无不成为义乌成长过程中不得不克服的难题。

今年年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汪洋专程赴义乌调研。在座谈会上，汪洋对义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三年来的阶段性成果表示肯定。

某种程度而言，义乌的改革试点正是浙江发展所面临困难的体现。对于义乌自身而言，这个县级市需要面对的是从传统向现代、专业向复合、县域向广域的发展问题，尤其是在面对电商较大冲击的情况下率先突破，成为真正的商务城市的现实命题。

而从更宽广的国家层面讲，时空距离的缩短导致国际贸易竞争加剧，中国以什么姿态去参与国际竞争，需要改革。义乌的改革试点要试图去解决，发展中国家以怎样的姿态、定位、手段来参与国际竞争，具体而言，是中国制造、中国商品如何挺立在世界市场之林。

本报记者刘科发自义乌

要想平面地描述这座城市是困难的，人们几乎都把目光放在这座城市所拥有的占地470万平方米、7万家店铺、20多万经商户的国际商贸城。这里拥有着密如洪水的人流、物流和几乎看不到的资金流，一个最经典的描述是，如果你每家都转上3分钟，一天8个小时不停歇，那么，你至少要用一年时间才能从它里面走出来。

不用提醒人们也知道，这里是义乌。客观而言，义乌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个缩影，其形成和发展体现了“市场先发-商贸主导-产业联动-社会发展-国际导向-富民强市”的轨迹。

与此相应的是，曾经红极一时的“义乌模式”正在经受时代考验，义乌在发展过程中凸显的瓶颈逐步显现，而这些瓶颈很多是早于国内其他一些城市出现的。

“义乌正在面临第二次创业，首先要做的是解放思想。”义乌本土学者、义乌工商职业学院副院长贾少华这样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在他看来，义乌无疑正面临着成长的烦恼。

到过义乌的人或许会联想到中国的另一个贸易中心—香港。香港已经从低成本商品的出口地变为集金融、运输、贸易服务于一身的综合化中心。

在国家的战略构想中，义乌被定位为中国市场经济的贸易改革试验区，其被给予了发挥龙头作用的期许。如果要实现这个战略构想，义乌的出路或许是—改变以往的发展模式，进行新一轮的改革突围。

义乌经验背后：政府与市场

在义乌以及义乌周边地区的农村，上了年纪的人都记得有这样一群义乌人：他们肩挑糖担，手摇拨浪鼓，走村串户，用自制的麦芽糖换取鸡毛，然后再把鸡毛扎成鸡毛掸子出售。“鸡毛换糖”—这便是改革开放前义乌人所从事商贸活动的经典缩影。

“义乌人多地少，没有交通、资源优势，早年是典型的欠发达地区。当年人们迫于生计，想出了鸡毛换糖这种不入眼的小生意，但也把义乌人的经商智慧和创造力给逼了出来。”贾少华说。

改革开放之初，经商并没有被大环境所认可，但是当时的义乌主政者没有扼杀群众的热情，而是因势利导，在1982年大胆提出了“兴商建县”的口号，在全国率先开放小商品市场。

此后的义乌市场迅速从地摊、马路市场实现升级，先是过渡到搭棚设架的棚架市场，然后走向室内市场，再推进到门店市场。在这过程中，义乌人逐步走出“行商时代”，进入了“坐商时代”。后来，他们又开始改变过去从外地进货的方式，学会本地化生产。

进入新世纪后，义乌开始建设第五代小商品市场，即国际商贸城。由此，义乌小商品市场逐渐享誉全球。2005年，义乌被世界银行、摩根士丹利等机构认定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之后，鉴于外国人持续增长的情况，义乌成为全国唯一具有审批、签发外国人签证和居留许可权力的县级城市。

2006年4月30日，浙江省委省政府正式发出《关于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的通知》。由此，义乌经验成为新时期浙江发展的一种新模式。一时间，义乌成为全国上下高度关注的明星县域。

对于义乌经验的总结，浙江省政府党组成员郑宇民在过去有过精彩的总结：“义乌经验千万条，培育市场主体第一条。”

而在现年70岁的义乌市政府顾问陆立军的归纳中，所谓义乌模式，是以民间诱致的小商品市场为龙头，在后来发展中，政府的引导、调控、规范则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义乌模式背后是政府这只有形的手在牢牢掌握着市场资源，最终形成有形之手与市场无形之手的有机结合。”陆立军说。

在政府和市场的结合下，如今已建成的义乌国际商贸城共五期，绵延几公里，围绕商贸城聚集着各式各样的酒店，很多酒店里都有宣传册子，上面写着商贸城的分区介绍和线路指示。

义乌人用这个小册子告诉初到此地的人：这里有40多万种小商品，5万多个摊位;全世界商品种类的80%都能在这里找到。在这里，可能随便一个店铺的货物就覆盖多个国家。

在义乌市外宣办副主任王罡看来，义乌从鸡毛换糖带来的市场意识开始，到现在的五代市场，已经形成了一个市场群，这个市场群为义乌带来了重大价值。

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义乌入境客商达43.9万人次，数量浙江第一，密度全国第一。义乌市的外商投资合伙企业达1891家，占全国的80%。

另一个数字则表明，义乌外来人口目前有143万人，本地户籍人口70多万——在中国的县级市中，无论从外来人口的绝对数字还是人口占比来看，义乌都堪称国内“最大移民县”。

“义乌经济是由早年鸡毛换糖式的小农经济发展到今天这种大格局的，义乌人知道，要发展就必须走向开放。”王罡这样说。

义乌贸易改革的“国家战略”

如果说义乌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快速发展，得益于劳动力密集和低成本优势的话，那么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这种过去的“义乌模式”的不可持续性已逐步显现。

“一些小微企业在当时普遍面临更大的生存困境，除了大环境之外，贸易不够便利、成本偏高，比如在义乌市场上购买的东西，要到上海检验检疫局检验合格后，才能在义乌卖，这种方式增大了企业的成本。”新光集团董事长周晓光这样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现年52岁的周晓光大概是义乌最著名的商人，她是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全国人大代表，在义乌坊间，她更是有着“中国饰品大王”的称谓。

“世界制造业的格局已经发生变化，低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会逐步向其他发展中国家转移，义乌如果仍着眼于一个中国低端产品的输出平台，发展空间会越来越窄。”周晓光说。

另一方面，在当年的调研过程中，周晓光发现，义乌的发展受限的部分原因来自包括海关、检验检疫、外汇、工商等方面的国家政策，“相比于香港、迪拜等地方，中国大陆关税过高，而小商品的利润平均一件只有2%左右，对小微企业来讲，很难有多少利润，甚至很多是亏本销售。”

不管是企业还是政府，都期待这些权限能下放到义乌，但这些涉及体制及国家性政策的问题，义乌作为县级市，地方政府没有办法协调，于是义乌申请综改试验区的想法逐渐形成。

在周晓光的记忆中，当时人们对这件事情的呼声特别高，“这么大的一个全球性国际商贸城，光靠义乌一个县级市的政策和体制及浙江省能下放的权限，已远远满足不了它的发展”。

义乌的设想是，能否在义乌建立一个国际自由贸易试验区，在通关、商检、金融服务、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赋予义乌更大的涉外管理权限，推进保税仓库、保税物流园区、出口加工区等方面的建设，使得义乌更好地促进国内企业国际化，并推动其进口贸易和转口贸易的发展，成为国际商品、服务进入国内市场的商港。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009年全国两会期间，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的周晓光起草了一份关于义乌国际商贸城贸易实行改革的建议。

当年恰好是前总理温家宝到浙江代表团来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当温家宝审议政府工作报告结束以后，周晓光把包里面准备的贸易改革试点的方案亲手交给了温总理。

某种程度而言，这是义乌后来顺利成为“第十特区”的一个契机。这年10月，浙江省政府正式向国务院上报了要求开展“中国义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的请示。

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均作出了重要批示。此后，包括商务部、外交部、工商总局等10多个国家部委领导相继来到义乌实地进行调研、论证。

在2011年义乌综合改革试点前，商务部研究院就对义乌进行了长达数月的调查和研究。在提交国务院的一份长达数万字的义乌市场发展研究报告中指出，“大量商品的出口已导致内外贸不平衡。这其中，还包括了管理体制上的一些原因。要改变中国在世界上的贸易格局，就要将国际贸易包括流通产业的发展真正上升为国家战略。”

“义乌启动改革的初衷是国家希望义乌在国际贸易改革的重要领域进行探索，在条件成熟的时候，能够在全国其他城市进行复制。”周晓光说。

转型升级的冲动与掣肘

义乌市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办公室(下称“改革办”)在2011年成立，在义乌市委大院中办公。某种意义而言，改革办就是义乌市改革试点的中枢机构，其职责包括围绕改革试点，编制实施计划，拟订工作制度，开展试点工作的督促检查、考核评估，以及试点专项资金的使用计划等。

在上述职责中，改革办的一项工作是具体试点任务的分解。“比如义乌港的建设牵头部门是市物流办，支持工作的部门包括交通局、交发集团、义乌海关的支持。”义乌市改革办副主任王烈刚告诉时代周报记者，“我们平常会不定期地去督察，以此来考核和约束改革工作，主要是抓具体的牵头部门。”

对于这三年来的改革成果，王烈刚说，义乌市第一个三年实施计划相关目标基本完成。截至目前，在国务院办公厅分工的41项重点工作中，已取得重大突破或重大进展的有12项，取得阶段性成果的有10项，正在积极推进的有13项，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相继取得突破。

“比如义乌港一期、二期建设都已经投用，这些硬件平台的搭建，让国际贸易有了支撑，对国际贸易改革至关重要。”王烈刚说。

义乌海关提供的数据显示，2013年，义乌外贸进出口总值186.1亿美元，增长99.1%;其中，出口182.1亿美元，增长1倍，进口4.1亿美元，增长18.8%。

一直以来，义乌老百姓津津乐道的变化首先得益于扩权改革的实施。作为经济发展的前沿地带，义乌成为2006年浙江省第四轮强县扩权改革的唯一试点城市，到2008年，浙江省委省政府共下放义乌市经济社会管理权限618项，义乌一度被称为“中国权力最大县”。

在改革试点开始后的2012年7月，浙江省委省政府再次放权给义乌，357项省级行政审批及管理事项落户当地。

尽管总体进展顺利，但义乌改革试点还需要攻克不少难点。“改革还是很难的，尤其是自下而上的改革，义乌试点是一个局部突破，需要协调各个层面的关系和触碰各个部门的利益。”王烈刚说，“成为国家级的试点，整个中国的县级市里也就义乌一个，许多政策和权限需要一点一点地向各个部委去争取。”

公开资料显示，2013年12 月10日，浙江省副省长梁黎明带领义乌市相关部门负责人专程前往海关总署，就义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工作进行汇报，积极寻求支持。

“义乌的现状，就像是一个大人穿了一件小孩的衣服，有些难受，比如义乌每年进出境的外籍人员有40多万，贸易量大，但争议也多，原来我们想成立解决贸易争端的仲裁机构，但按照现有法律规定，仲裁委必须是在地级市设置。再比如义乌想升格中国人民银行的规格，这些都没有达到，这与义乌现在的试点改革发展并不完全匹配。”

在王烈刚看来，义乌改革试点遇到的最大难题，正是如何突破原有的过时的行政法规，“像义乌的银监机构仍然是金华的一个二级机构，没有办法对义乌现有的银行系统进行有效的风险管理。而在国家安全这块，义乌的外来人员成分比较复杂，国家安全这块任务很重，按照现有的县级编制，很多工作并不好开展。”

“这不是说义乌想要权，也不是狭隘地提升义乌的行政级别，而是行政体制的改革要与义乌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王烈刚说，他谨慎地补充，“没有上级部门的支持，义乌的改革寸步难行。”

不久前，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评估组对下一步的义乌改革试点给出了5条建议，其中的第一条就明确指出，在改革思路上，义乌要处理好全面深化改革与现有问题、政府与市场、改革与现行法律法规等关系。

电商换市

贾少华在当地被誉为“创业教父”，在他的带领下，义乌工商职业学院的大学生利用电子商务平台进行创业，义乌最早出现了全国闻名的淘宝村。

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贾少华认为，义乌小商品市场今天的现实是：三十年一贯的经营模式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原来的低价优势已经失去竞争力，“义乌面临的挑战不是同质化的实体小商品市场，而是虚拟市场的冲击。”

如果说过去义乌的发动引擎是商贸，那么如今义乌上下已经形成共识，光商贸还不够，还要有电子商务和物流。

“笼统来讲，义乌在未来的发展中，将电子商务作为战略的先导性产业，物流则当作战略基础性产业。” 王烈刚说。

关于义乌的未来发展，2013年5月，中国工程院常务副院长潘云鹤与义乌市委书记李一飞等主要领导有过一次深度的交流。潘云鹤给义乌的执政者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想一想20年后的义乌将会以什么产业为主?二是20年后的义乌将成为什么样的城市?

潘云鹤当时向李一飞建议：义乌要做好两个规划：第一是贸易体制规划;第二是做好在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的基础上如何建设国际贸易城的规划。

浙江省政府党组成员、浙江省工商局原局长郑宇民曾多次提及，30年前义乌靠实体店铺改变命运，30年后义乌将靠电子商务改变命运。

义乌市委市政府也已意识到了这一点，且迅速付诸行动。“电子商务对国际贸易是一个颠覆性的变化，关于电商和实体市场的关系，这些年义乌一直都有讨论，义乌在过去曾经怕电商会冲击实体市场，但从过去几年来，义乌上上下下都意识到，电商与义乌市场是鱼和水的关系，必须加快发展电子商务。”王烈刚说。

近年来，义乌一直将电子商务作为市场转型升级的主引擎，全力推进电商换市工程。“市里的口号是打造全国网商集聚中心、全球网货营销中心、跨境电子商务发展高地。”义乌市电子商务办政策法规科科长喻中华告诉时代周报，义乌的目标是打造国际电子商务之都。

去年8月16日，义乌市政府和敦煌网达成战略合作协议，共同建设“义乌全球网货中心”，义乌市政府希望在跨境电子商务领域闯出一片新天地。

效果如今已然显现。2013年，义乌电子商务实现交易额856亿元。网上交易第一次在数字上跑赢了实体交易。这其中，义乌市全年累计实现跨境电子商务零售交易额达106亿元，同比增长110%。

除了政府的大力倡导之外，义乌市的企业家早已主动改变，越来越将重心放在电子商务，以此保持自己的竞争力。

新光集团目前已将电子商务作为重点投资方向，其旗下的浙江网仓科技有限公司与义乌政府签下了10亿元的投资协议来建设义乌国际电商物流基地，从而打造成中国全球跨境电子商务的集聚区及全球进出口商品电商仓储物流中心。

在周晓光看来，义乌过去比较注重市场硬件建设，但近些年，商业的环境、业态、渠道和市场结构、经营手段、贸易规则都发生了巨大改变，兴商的内涵需要极大地扩充和丰富。

义乌的城市之梦

某种程度上说，义乌的领导层先于民众意识到了盛世下潜藏的危机，并且向民众发出了含有“提前量”的危言。

2013年8月底，义乌市委、市政府召开了当地近年来规模最为庞大的一次动员大会。面对全市干部群众，金华市委常委、义乌市委书记李一飞对当前影响义乌创业创新的思想障碍进行了一一“亮丑”，把当前迫切需要确立新思维的一系列问题，归纳为“九问义乌”，其中包括“义乌还敢再扛改革大旗、再当改革先锋吗?义乌会成为中国的底特律吗?”这样的设问。

“市委市政府的态度很明确，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义乌确实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现在遇到的瓶颈也很多，整个社会的创业精神没有过去那么浓，义乌不能满足过去取得的成绩，稍微慢一点，就会被其他地区赶上，需要再一次的解放思想。”王烈刚说。

对于义乌人来说，义乌的崛起不仅改变了国际零售市场，还极大改变了许多当地人的生活，把曾经贫困的农民变成了收入丰厚的公司高管和家财亿万的工厂老板。

因此，这场思想的大讨论中还包涵了“义乌会成为温水中的青蛙吗?”“我们的梦想仅仅是当房东吗?”这样的设问，这场被命名为“鸡毛换糖再出发”的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在去年中期在义乌全体机关工作人员、企事业单位和村级集体中展开。

如今看来，七个多月前义乌市委主要领导的严厉措辞和九项自问，显然不是姿态。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开局之年，义乌非常认真地启动了自己的解放思想步骤。

“义乌提出鸡毛换糖再出发的口号，是一种忧患意识。”王烈刚说，“再出发，是因为现实中义乌不少先富者已经步履蹒跚，满足于啃老或啃房。改革开放30年留给义乌人的真正财富是吃苦耐劳、敢闯敢干，求变创新、开拓进取，诚实守信的精神。”

几乎与政府的倡导同时，社会各界的反省也已开始。“义乌小商品市场的转型升级已经迫在眉睫了，商业成本越来越高，附加值不高，没有品牌的溢价，恶性竞争，没有利润支撑，产品档次就上不去。怎么样推动产业升级，这是企业需要思考的，也是市委政府需要引导的。”周晓光说。

“像流行饰品加工行业本来是三分天下，青岛、东莞和义乌，青岛现在基本萎缩了，东莞很多搬到越南缅甸去了，义乌的产业也在转移，如果以后还是做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业，就没有竞争优势，像我们这样的龙头制造企业，要做品牌，做提高附加值的尝试。”周晓光说。

去年上海自贸区的启动，以及各地争相申报自贸区的趋势，给义乌试点增加了紧迫感。周晓光说：“义乌应当从中寻找机会，积极尝试将义乌试点部分内容接轨上海自贸区，共享政策红利。”

“早年，改革处于浅水区，大家摸着石头过河。而今，改革进入深水区，涉水过河的难度越来越大。”贾少华说，改革是一个与时俱进的过程，当前义乌的改革需要义乌人重燃创业激情，建立符合义乌发展的新机制。

在去年的一次会议中，义乌市委书记李一飞说：“一个人因有梦想，人生会变得美好而青春;一座城市如有梦想，也会焕发出希望和活力。现阶段，转型发展就是义乌的城市之梦。”

或许，这座城市的未来发展之路将成为一面镜子，映射出中国整体的出口与增长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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