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现代舞团，存在的价值

2019-08-14 16:48:19

来源: 时代周报

“这些零星的画面显示现代舞在中国终于进入蓬勃发展的时期，”《纽约时报》刊登报道《现代舞在中国蓬勃发展自己的语言》，作者夹杂着欣喜、忧虑与期许，向西方读者介绍着现代舞

镜：现代舞在中国

“这些零星的画面显示现代舞在中国终于进入蓬勃发展的时期，”一个多月前，《纽约时报》刊登报道《现代舞在中国蓬勃发展自己的语言》，作者Sheila Melvin夹杂着欣喜、忧虑与期许，向西方读者介绍着现代舞在中国这片大地上的现状。

百余年前，伴随着对古希腊与神秘东方文化的向往，对社会与自我的发声，对自由与个性的追求，现代舞（Modern Dance）以“离经叛道”的面貌诞生于西方世界。舞者们秉着“去偶像、去权威”的观念，让现代舞在一个多世纪内激烈变化，至今千姿百态，流派纷呈，难以归纳于定义。若非问它是什么，依莎多拉·邓肯的一句话或许最具代表性：最自由的身体蕴藏最高的智慧。

当下，现代舞最为活跃的城市纽约长年保持着200多个以Modern Dance为名的团体（其中一部分仅有几位甚至一位舞者）。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内地诞生了10余个能持续发声的现代舞团，从北京奥运开幕式上到小剧场里，从首都北京到二、三线城市，在各类艺术节与商业演出中，中国观众们能够接触到现代舞的机会日益增多。

以舞台上的现代舞而言，它一直是小众艺术，但因个性所致，它恰如一面镜子，能映照出周遭的艺术生态，亦像一颗细微但珍贵的钻石，可标示出当地的艺术高度。也因此，时代周报记者专访了曹诚渊、刑亮、文慧、陶冶、方美昂、旷为立、陈丹苗等近十位中国现代舞发展道路上的亲历者与见证者，并尽可能地搜寻历史与当下的鲜活细节，用于呼应Sheila Melvin的欣喜、忧虑与期许。

本报记者谢培发自广州

2012年3月末，美国驻穗领事馆文化处举办了一场现代舞讲座，听众们从会议厅一直挤到了入口处。来自美国的演讲人方美昂给讲座起的名字叫做《不要看不懂：如何欣赏与理解现代舞》，它面对的是如今大多数中国观众的困惑：“我知道现代舞，但是看不懂。”

“其实这个问题不仅中国人问，美国现在也有人问，”在广州一家新派早茶店里，方美昂对记者说，“中国的现代舞观众的成长速度是惊人的，10年前他们问现代舞是不是蹦迪，如今已有不少年轻人开始和我聊皮娜·鲍什了。”

类似的话，方美昂今年也对Sheila Melvin和《中国日报》的记者说过。外文媒体想要了解中国现代舞近10年的发展，第一个总会想到她。10年前方美昂从美国布朗大学毕业拿着研究奖学金来中国调研现代舞发展（这在当时看来多少是个奇怪的选择），一直保持着和中国有限的几个现代舞团的密切关系，她在北京现代舞团进修、授课、任职，也和独立舞团“生活舞蹈工作室”合作，还将美国的现代舞团作品引进中国。去年开始，方美昂又多了一个角色，担任起“陶身体剧场”（以下简称“陶身体” ）的国际拓展人。

陶身体剧场：不去国外演出，很难存活

“市场应该像一个森林，不能全部都是大树，也需要小草和小动物，这才是一个健康的生态。”方美昂说。尽管陶身体至今还没有在中国官方注册，但已经获得了相当不错的发展空间。2008年创立，2009年开始出国演出，到了2011年，仅11月陶身体已经在美国纽约、荷兰阿姆斯特丹、英国伯明翰和伦敦有了四场演出。多能获得当地主流媒体的关注与赞誉。和同处北京的雷动天下现代舞团相比，它还是一棵小草，但对于其他中国的民间现代舞团体而言，它已经有了大树的样子。

“其实，中国以独立的舞团和个人能在国外表演的机会其实非常非常少，作品、身体技术和国外资源的局限性都是问题。”陶身体剧场的创始人、艺术总监、唯一编舞者陶冶在电话那头对记者说。

陶冶毕业于重庆舞蹈学校舞蹈专业，“在舞校只是练身体，”陶冶说。中国的一、二线城市几乎都配有类似的中专学制舞校，它们向各个舞团团体输送人才，陶冶的去向是武警政治文工团，在这里，他通过师兄接触到了现代舞。2003年陶冶加入金星舞蹈团，尽管“演出很少，市场很少，大多数时间都是在排练厅内”，但他还是欣喜地发现“身体被唤醒，可以跳自己想跳的舞蹈了”，待了3年后不满足感再度强烈，“在舞团内能得到的东西越来越有限，所以我觉得必须独立”。

2008年，陶身体成立。开始的两年多时间内，陶冶和搭档奔波于北京周边的几十个可以排练的空间内。官方排练厅太贵租不起，便宜的排练厅又很远，其中最远的需要每天乘坐5个小时的大巴来回。“但我感觉很好很幸福”，陶冶说，他们一边接着时尚杂志发布会之类的商业演出，一边创作作品。“我乐在其中，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不是坚持，而是享受。”

方美昂的加入无疑拓宽了陶身体的生存空间。去年9月他们终于赢来了实体的“陶身体剧场”，这间位于北京朝阳区崔各庄某艺术区内的工作室上下两层，共280平方米，但要去往北京城中央“至少要换乘三次地铁和一次公交车”。现在，国外艺术节邀请演出的经费，基本可以负担每月几万元的租金、演员工资和舞团运作费用。“我更加得心应手了，刚刚新招了两个演员，今年年底会再招一个演员。我们严格按照舞团的作息时间，每天上午10点开始练功，下午1点开始排练，每周有休息日。”

2009年的时候，陶身体征战于北京、上海和广州，而2011年的演出列表上已经看不到国内的城市，接下来已确定等待他们的是悉尼和加拿大。“让外国观众最吃惊的是我们作品表达的理念，我的作品没有主题，这种抽象的概念必须建立在非常强烈的视觉方面才能达到。在我的作品中他们看不到我的情感，但能够发展出他们自己的情感。全世界也很少有人有这样的作品。陶身体的几个舞者非常有能力和经验，我们的身体技术在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从个人出发，带有浓郁的个人色彩”，年轻的陶冶不仅自信，还直言批评“森林中的大树”：“对中国舞蹈影响最大的是学院和舞团，但是‘个人’在这两个地方都被磨灭掉了。学院里所有人跳舞都是一个样子。舞团到现在还是最早广州现代舞团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初那一代人的跳舞方式，一直没有进步。他们的发展都有局限性。”

陶身体也有着自己的局限性，或者说这就是现代舞本身的局限性。如果不去国外演出，它也很难在北京存活下来。“即使在演出市场最为繁荣的北京，现代舞也是极其小众的，”陶冶说。香港城市当代舞蹈团创始人曹诚渊对记者说：“香港有700多万人口，固定的现代舞观众不超过3000人”，他估计常住人口2000万（2011年数据）的北京城愿意买票的现代舞观众也是这个数目。曹诚渊同时也是北京雷动天下现代舞团的创始人，他笑着说：“可能政府需要解决的问题太多，还轮不到现代舞。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政府能给一些政策支持，例如票款免税和企业赞助抵税。”

生活舞蹈工作室：等待和祈求没有任何意义

谈到中国内地的独立现代舞者，方美昂第一个提到的便是文慧。在曹诚渊所撰《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中国现代舞》一文的附录中，文慧和吴文光1994年创办的“生活舞蹈工作室”列在中国内地独立现代舞团队之首。

在北京舞蹈学院上学时，文慧从一些来访的国外专家那里接触到现代舞，毕业后担任东方歌舞团编导，1993年参加过金星的工作坊再次接触现代舞。1994年，她直接去了纽约。“在美国学习现代舞，极大地改变了我对舞蹈的观念”，文慧对记者说：“去之前我很困惑，很困顿。我想做自己的舞蹈，但感觉不具备客观条件。纽约为我打开了另外一道门，发现只要你想做（舞蹈作品）就可以在任何地方做。在公共汽车上、在大桥上，在地下铁，都可以。没有任何限制，只要它对你非常重要，你真的想做。”

文慧说，“生活舞蹈工作室”的创立，是“稀里糊涂”的。工作室的第一个演出，翻版自文慧在美国期间创作的“一个跟女人和水有关的舞蹈”《100个动词》的北京版，演出地点是找朋友借来的北京电影学院舞蹈教室，她邀请了很多东方歌舞团的编导朋友来看。“他们问我在搞什么名堂？好像我做了一些大逆不道的事情”，文慧说：“作品内容对他们而言是陌生的。过去舞台上的舞蹈和现实没有任何关系，是盆景式的工艺美术，都是假的，他们觉得《100个动词》很可怕。这些生活琐事怎么能出现在舞台上呢？有人说这根本不是舞蹈。”专业人士反响不佳，学生的反应倒是支持居多。

“真实的生活最有力量。”文慧说。这之后她创作了《生育报告》，不考虑舞蹈形体和内容，一切从寻找“对我有吸引力”的采访对象开始。《生育报告》成为了文慧标志性的作品，在亚、欧洲巡回演出了10年。对这个社会，以及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个人和群体的关注，也成为了文慧作品的标志，它从《身体报告》、《37度8报告》、《和民工跳舞》、《时间空间》一路延续而来。

“生活舞蹈工作室”所有作品坚持在国内剧场首演。“在上世纪90年代就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中国没有对独立舞团的资助，大多数靠国外演出生存。我们做这个的意义何在？你是对谁说话？我们要面对的是自己的观众，”文慧对记者说，“国外像花园一样美，但是和你有什么关系？和我们有关的是肮脏的环境与现实，它带给你反弹的力量。我们要面对我们的现实，反对没有意义，等待和祈求也没有任何意义。”

2002年，文化部颁布了《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文慧尝试着将作品《身体报告》送进北京的七色光剧场商演：“有许多误打误撞进来的观众，有一些十分钟不到就走了，有一些后来成为了我的朋友。”但票房并不是特别理想，这之后文慧就没有再动过商演的念头。“近些年好一些了，可供演出的空间越来越多。虽然对于北京这个城市而言算少的，但自己和自己比较，已经好多了。去年我去看林怀民的《流浪者之歌》，剧场坐满观众，访谈的时候还有许多人留下。那天让我很吃惊，不少年轻人在讨论皮娜·鲍什。”

“现代的独立舞蹈团比我们那个时代的道路更清晰，这是好事情。现在的独立舞者，有更多出国演出的机会，有的是在国外转了一圈再回来的，”文慧特别提到了“陶身体”的段妮，后者历经杨美琦创办的广东亚视演艺学院舞蹈系现代舞专业、上海金星舞蹈团、伦敦阿库汉姆舞蹈团、纽约沈伟舞蹈艺术，最终选择回到国内参加民间独立舞蹈团。

段妮并非是一个个例。方美昂说：“10年前，现代舞艺术家最想出国发展，10年后很多人选择了回来。”

从未想过要离开的文慧依旧在走自己选择的道路，尽管当2008年她长达8个小时的作品《回忆》在欧洲各地演出后，关于她的新闻好像少了一些。文慧说自己在做一些更紧迫、更需要留住的创作。例如《民间记忆》计划。“我上个月在农村和一个84岁的老人一起跳舞，打破了界限，舞台更广阔，在现实生活里面，她给我很大的精神力量，”文慧对记者说。伴随着这个老人的生活，文慧从早上8点到晚上11点半，在不破坏她日常的生活的同时，又和她有一些交流。除了文慧，还有很多参与计划的年轻人回到和自己有关的村子里采访老人，用影像记录下来，回到剧场再成为剧场作品。

“如果不是你采访，我都想不起来‘生活舞蹈工作室’已经18年了”，文慧笑着说，“我们现在真是生活舞蹈。一睁开眼就跳，有时候凌晨一二点还在跳。”她形容自己当下的生活是“乱睡乱起，乱吃乱喝。想排练就排练，想跳就跳”：“我们没有日程，包括对驻站（草场地工作站）和半驻站的艺术家们也没有要求。我们要培养年轻人的自觉意识、责任感。自己来决定自己要做什么。每天早上的日常训练，没有规定，由自己决定。他们的气质和现在在东方歌舞团的舞蹈演员的气质完全不一样，我不认为他们是演员，而是创作者。让更多的年轻人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有空间让他们发表，这是最重要的。”文慧顿了顿，加了一句：“但这不是等来的。”

“谷舞社”：“业余”现代舞团

“是这些所有专业舞团、小型独立舞团、专业学院、大专院校共同凝聚成今日的中国现代舞蹈，并绽放出一种开放、包容、各显风姿的中国现代舞面貌。”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中国现代舞》一文的末尾，“中国现代舞之父”曹诚渊这样写道。他最后特别列了一个“2008年间相对活跃于中国内地与香港的小型独立现代舞团队名单”，共计53个。其中最早的（香港东边现代舞团）已经有20年历史，也有“在去年才刚刚成立的，以个人为单位的舞蹈团”。

时隔4年，名单上的这些“小型独立现代舞团”有新出现了的，有解散的，也有消失不见的。在广州现代舞团采访曹诚渊时，他特别向记者提到了在江西南宁的民间独立现代舞团“谷舞社”和“点典走廊”，“他们看了现代舞，喜欢了，就回到自己家乡开始做了。如今他们做得很棒”，这些在职业之余钟情现代舞的年轻人在曹诚渊看来作出了不少成绩，他笑着说：“我如今常说，中国的现代舞城市继广州、北京之后，不是上海，而是南宁。”

“点典走廊”编导、艺术总监黄纯军现在是南宁创艺艺术学校舞蹈教师，曾经是地方歌舞团的专业编导，算是舞蹈出身。而“谷舞社”编导、艺术总监黄磊，大学学习的是计算机专业。1999年毕业后便开始策划编导了现代舞演出，对于历届现代舞周展演，他和他的“谷舞社”是舞台上的常客。2005年，黄磊干脆一头扎进了北京舞蹈学院，读了编导系研究生，现在在广西艺术学院舞蹈学院当教师。当上舞蹈老师之后，虽然“谷舞社”依旧是他教师职业之外的“业余”活动，但比起以往，总算是工作与舞团之间平衡的最好的状态。

“坚持创作上的独立姿态，游走在传统体制与主流趣味之外，善于融合不同剧场元素，作品风格奇诡多变。目前开始着手民间舞蹈资源当代化呈现研究。”这是来自“谷舞社”自己的介绍。记者在2009年第六届广东现代舞周上，看到了一个日益成熟的“谷舞社”，他们带来的《刘三姐们的前世与今声》让观众倍感惊喜，介绍词写得精炼：以闻名全国的广西壮族的“歌墟代表”刘三姐切入作品，“探寻典籍传说，冷眼解构世相，收古贩今，亦舞亦戏，为你揭开刘三姐的迷离身世—凝视历史的深处，照见的，却是我们自己”。用现代舞周总监旷为立的话来说，《刘三姐们的前世与今声》是那一年让他最惊喜的作品。更加难得的是，从2006年的作品《孝》开始到现在，“谷舞社”保证着一年一部作品的创作速度，创作内容一直与他们所处的土地—壮族息息相关，并逐渐形成属于自己的审美风格。

如今黄磊的想法更大更多，他计划用5年时间完成《僚人歌》，所谓“僚人”，指的是“分布于中国西南地区及越南北方的壮族、布依族和岱-侬族”，因“共性大于个性”普遍自称“布僚”（我们的人）。《僚人歌》希望经过案头搜集、田野调查、素材提纯、演员训练、创作积累等环节，在期间和期末推出作品，最终完成一部“书写关于僚人历史文化情怀的身体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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