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帮不到结石宝宝

2009-08-26 17:43:11

来源: 时代在线网

人们担心三聚氰胺事件会像2004年阜阳毒奶粉事件一样不了了之，当受害者联合起来提起集体诉讼的时候，他们发现这条路漫长而且艰辛。求助于基金会会是一种好办法吗？

12月8日上午，三聚氰胺奶粉受害者公盟法律援助团成员黎雄兵律师、兰志学律师、许志永博士来到石家庄，将63名三鹿三聚氰胺奶粉的受害者的共同诉讼诉状递交给了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长。

庭长表示有关部门正在研究此事，目前不能受理。接下来，志愿律师前往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递送刑事附带民事诉状，但得到的答复是“检察院尚未对此案提起公诉，程序上还不能接受刑事附带民事诉状。”

这样的结果律师团早已预料到。当他们选择法律诉讼这条道路的时候就已知道，这是一条漫长而艰辛的道路。

根据卫生部12月1日的通报，截至11月27日8时，全国累计报告因食用三鹿牌奶粉和其他个别问题奶粉导致泌尿系统出现异常的患儿29万余人，累计住院患儿共5．19万人。目前仍在住院的患儿有861人，累计收治重症患儿154例。

在法律也显得无能为力的时候，近30万三聚氰胺受害者的索赔诉求，如何找到一条可通行的道路？

无边的苦痛

“孩子的事情就像一个定时炸弹，现在工作根本不能安心。”

11月25日下午，清华大学南门附近的避风塘茶馆，三聚氰氨奶粉受害者与律师、记者举行了一次聚餐会。9位受害者家长在会上发了言，哭诉自家孩子的悲惨遭遇，其中包括周雄夫妇。

今年6月中旬，周雄突然发现自己6个月大的儿子周一哲无法排尿。经过武汉市儿童医院检查发现，患儿的肾内结石达到0.3cm×0.8cm，产生肾重度积水并导致急性肾功衰。

周雄含泪签了保证书，把小一哲送进了透析手术室。当时，孩子的生命体质已经非常微弱，全身浮肿，整夜都不能入睡，呼吸也很微弱。周雄抱起儿子亲了一下，说：“孩子你一定要挺住啊！爸爸相信你一定会平安出来的。”

手术室门口，他跪在了医生的面前。

手术结束当天，小一哲的情况没有任何好转。半夜12点，护士悄悄地喊他出来，说：“你的小孩情况还是很不好，血钾（浓度）还是很高，呼吸也很微弱，你们要随时做好思想准备。”

周雄记得自己当时一下就蒙了，躲在外面的过道里大哭不止。

一天后，周雄夫妇继续请求医院做肾脏引流手术。经过一夜漫长的等待，医生终于宣布了好消息，孩子能够排尿了。

“那一刻，我真的想向所有人拥抱，向他们高呼：‘我的孩子得救了’。真的，我当时就这样一个念头，我也没想他的结石有多大，手术对他的伤害有多严重，毕竟他得救了命保住了啊！”周雄说。

手术过后，医生告诉这对年轻的夫妇说：“你的孩子创造了奇迹，血钾浓度7.77意味着什么？这在医学上已经认定为死亡。”

其间，医院给家长下了三次病危通知书。但周雄一直在坚持。“很多人都说没有救了，我说坚持要救，我自己要卖肾，我也要救他，因为我是个父亲。”他说。

9月20日左右，小一哲的体内又发现了结石。周雄再次带着孩子来到武汉治疗。

此时，三鹿等奶粉厂商添加三聚氰胺的事情已经大白于天下。9月19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出的通知明确规定，“对因食用含有三聚氰胺婴幼儿奶粉患泌尿系统结石症的婴幼儿给予免费检查、治疗，务求使患病婴幼儿尽快恢复健康。免费治疗所需费用由同级财政预拨垫支，中央财政对确有困难的予以适当支持。”

几天后，医生说床位紧张，让他们回家喝水排石。按照政府的统一要求，医院免除了小一哲1000多元的住院费用。

如今的小一哲，每天的营养费和护理费需要花一百多元。算上第一次手术两万多的费用，这让作为打工仔的周雄一筹莫展。“孩子的事情就像一个定时炸弹，现在工作根本不能安心，烦透了！”他说。

联合起来

经过两个多月的联络，赵连海逐渐成了受害家长的领袖。10月初，赵连海接到了公盟工作人员金怀宇的电话，要求建立联系。

跟周雄一样，北京的赵连海也是结石宝宝的家长。

早在9月20日，赵连海的儿子也检查出了2毫米的肾结石。“当时的第一反应是愤怒，第二反应是要钱。”赵连海说。

于是，他平生第一次在网上开了博客，写文章发泄自己的不满。随后，他开设了QQ群，甚至创立了名为“结石宝宝”的网站。通过网站，有很多受害者家长都找到他。他目前直接联系的有600多人，博客浏览量已经超过3.2万次。

他家的窗台上，摞着厚厚的一沓材料，大多是受害家长的情况调研表，足足有10厘米厚。“还有更多的信息放在电脑里，没有打印呢。”赵连海说。

他的电脑屏幕的底部，一排QQ对话框不停地闪烁着。赵连海说，他加入了60多个QQ群，里边的成员全部是结石宝宝的家长。

结石宝宝是否会有后遗症成为关注的焦点。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研究员陈君石院士认为，肾脏当中形成了一个不会溶解的泥沙状的石头，会堵住输尿管，引起肾脏的衰竭、不能排尿等等比较严重的后果。但是，这种机械性的损伤如果能够通过治疗排出结石，不应该有后遗症。

但家长们中间依然普遍存在着疑虑。前一段时间，辽宁出现三聚氰胺饲料导致大量貉子死亡的报道更是让他们寝食难安。

赵连海提出了这样的疑问，“解剖发现结石在血小管里面，肾管里面，非常细。这些东西留在那里头，通过手术都是没有用的，然后会导致肾纤维化，直接可见的就是结石、积水、肾衰竭，然后还有更多的会使孩子的肾慢慢就完蛋了，这是我最担心的。我的孩子发现结石，证明已经被它损害了，还有那些没有查出结石的，因为按照B超来看，查不到更细的，肾小管里面怎么办？”

经过两个多月的联络，赵连海逐渐成了受害家长的领袖。10月初，赵连海接到了公盟工作人员金怀宇的电话，要求建立联系。14日，赵第一次见到了受害者公盟负责人、三鹿奶粉事件志愿律师团的主要协调人许志永，还有公盟的一些律师。

几天前，走投无路的周雄也在网上联系到了许志永等人。

法律的无力

“其实，提起诉讼不过是发出声音的一种方式。我们从来都不认为对三鹿提起诉讼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唯一手段和途径。”

三鹿事件爆发之后，全国各地许多律师纷纷表示，可以为受害者提供免费的法律服务，努力寻找三鹿事件化解的多元方案。从9月12日起，涵盖全国23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一百多名律师，逐渐组织成“三鹿奶粉事件志愿律师团”，无偿为受害婴幼儿家庭提供法律咨询与指导。

10月20日，在陆军律师的帮助下，周雄向湖北省赤壁法院递交了诉讼书，法院选择了不予受理。

至今为止，全国出现的类似诉讼基本都陷于停滞。

诉讼的过程中，周雄和赵志海的思路也在逐步转变。律师告诉他们，即使法院受理了受害者的诉讼，受害者在举证上也会面临巨大的困难。尤其是有很多婴幼儿是在吃了一系列都含有三聚氰胺的乳制品后才长的肾结石，很难证明各个乳制品企业的相应责任。而且，无论是奶粉还是乳制品，都不是大宗消费，很少有家长会特意保留发票或者购买凭证。

公盟的另外一个负责人，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所长郭玉闪说，即使从最好的结局来考虑诉讼，比如最后国家公诉，对相关企业要求赔偿，但是也没法完全解决受害者的需求。目前相关联企业的关联资产加在一起，也不会突破50亿，即使全部变卖了，距离受害者的真正需求也还非常遥远。

但是，参与者们仍然担心三聚氰胺事件会像2004年“阜阳毒奶粉事件”一样不了了之。律师们希望帮助受害者提起集体诉讼，既能够有效地防止受害者的声音被埋没，又能克服诉讼成本和索赔标准方面的巨大困难。

11月24日下午，北京的公益律师黎雄兵等4人已经前往河北石家庄，将奶粉受害者就赔偿事宜的律师函递交给了三鹿集团新任董事长张振岭。

12月8日上午，三聚氰胺奶粉受害者公盟法律援助团成员黎雄兵律师、兰志学律师、许志永博士再次来到石家庄，将63名三鹿三聚氰胺奶粉的受害者的共同诉讼诉状递交给了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长。接下来，志愿律师向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和石家庄市检察院递送了刑事附带民事诉状。

“其实，提起诉讼不过是发出声音的一种方式。我们从来都不认为对三鹿提起诉讼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唯一手段和途径。如果有一天，政府实施了让大部分受害者感到满意的方案，那么司法的介入也就会失去原动力，我们的法律行动也就可以随之结束。”许志永博士表示。

求助基金会

用基金会的方式来解决奶粉危机，本质上是用谈判和合约的方式来替代诉讼与纠纷的方式。两者相比，前者要大大节约成本，而且会最大程度的满足受害者的需求。

在广东惠州，郭玉闪坚持的诉讼计划受到了强烈触动。来自深圳的合作者张昭和黄雪涛提供了新的思路。

曾经留学德国的张昭医生带来了一摞德文材料，现场逐字逐句地翻译。他告诉郭玉闪，上世纪50年代末，一种专门给孕妇吃的镇静药“康特甘”，导致了5000到1万名联邦德国孕妇产下的婴儿畸形，尤其是四肢残障。这件事情被披露后，德国采取了国家公诉企业的方式。诉讼这条路依然走得异常艰难，前后开了283次庭。1970年4月，受害人律师最终与制药公司谈判达成和解，用成立“残障儿童救助基金会”的方式来替代诉讼。制药公司、联邦政府先后为基金会注入了数亿马克的资金。

黄雪涛律师曾经参与了1991年国际商业信贷银行深圳分行的破产清算工作。因为涉嫌商业欺诈，国际商业信贷银行在全球各地的分行被关闭，随后就开始了无比复杂的牵扯到全球420个分行的破产清算。最后在众多法律人士的努力下，通过建立“大池子”（The pool）计划，用谈判与和解的方式，利益相关者最终的受偿率达到60％左右。

受到这两个例子的启发，郭玉闪改变了思路。他认为用基金会的方式来解决奶粉危机，本质上是用谈判和合约的方式来替代诉讼与纠纷的方式。两者相比，前者要大大节约成本，而且会最大程度上满足受害者的需求。

郭玉闪认为，作为一个专门机构，基金会能解决大规模的治疗费用，并可以聘请有关的医疗专家，为结石宝宝提供最好的医疗条件。对于责任企业，不必一定要将他们惩罚至破产，可以借鉴德国做法，比如连续15年每年将企业利润的一定比例投入基金会，如此，既能让企业负责，又能让企业存活，避免行业的崩溃性震荡。研究者认为，国家也可以同时投入一定的财政资金，在全国实施普惠方案，只要5岁以下的结石患儿都可以向基金会申请完全免费的救助。

当然也有人不同意这种观点。许志永就是个坚定的“诉讼派”，与其他成员的分歧也越来越激烈。赵连海回忆说：“志永这个人特别拧，我们当时差点打了起来。”

但他们最好还是达成一致，希望通过以司法途径和基金会相结合的方式来寻求解决。对于已经实际发生的损害和费用，主要通过诉讼的形式获得赔偿，而对于将来可能发生的不确定性的支出和必要的援助，就要以专项基金的形式，通过专业、持续的运作来保障对受害者长期的救济。　

他们的目光落在了宋庆龄基金会的身上。他们认为，宋庆龄基金会一直致力于儿童保护事业，接手结石宝宝的善后工作算得上名正言顺。10月份，与三鹿合资的新西兰恒天然公司已向宋庆龄基金会捐献840万新元。

“我们正在积极联系，希望能够找到基金会的负责人，并达成合作意向。”郭玉闪说。

这个理想的设计能否实现，赵连海、周雄和郭玉闪都没有把握。但他们都坚持，“关键是孩子以后的生活能够有保障，能给他关爱，能让他健康走完这一生。”

12月10日，卫生部发言人毛群安说，有关问题奶粉患儿的赔偿方案正在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