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国际买卖评级 监管重罚证券中介
不能让评级机构仅仅依赖资质、吃政策红利的饭，要真正地让评级机构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建立长效机制、树品牌、积累技术等方面。
时代周报记者 吴平 发自广州
看到大公国际“买卖评级”的消息后，一家北京评级公司的分析师刘东，感受到了令狐冲看清岳不群那一刻的心情。
“无论怎样，大公国际的关建中在资本市场评级行业的地位堪比华山派掌门，德高望重。大公还被称之为评级界的黄埔军校，在业务上也是我们学习和仰望的老前辈。”
但刘东未曾料到的是，大公国际竟然会卖评级，而且金额如此之大，这完全颠覆了他的价值观，让他惊诧不已。
“不能让评级机构仅仅依赖资质、吃政策红利的饭，要真正地让评级机构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建立长效机制、树品牌、积累技术等方面。”资深信用研究专家丁继平在《资本市场评级那些事》一书中写道。
评级分析师
清晨，来不及想太多，上班打卡时间快到了，刘东快步挤出地铁，小跑进入位于北京市朝阳区霄云路的一栋办公楼中。
虽然是名校毕业，好不容易找到这份金融行业的工作，但实际上，刘东的薪水非常微薄。相比起来，在行业中大公国际的薪水是最低的，刚毕业的分析师月薪仅有5000元左右，其他评级机构薪水也高不了多少。
根据金融业的规则，企业或者其他主体想要发债券，就必须先找评级公司进行评级，评级公司会根据公司基本情况作出评级，只有达到一定级别之上的公司或其他主体，才能发行债券，从市场上募集到资金。
刘东的日常工作是从等待评级的企业要到财务数据等资料，再进行实地调研，进场对公司高管进行采访，资料搜集齐全之后撰写报告。报告几经修改之后，评级机构内部会召开评审会，通常由5名评审委员阅读分析师的报告，最终讨论并给出一致意见之后，该公司的评级就产生了。
“评审委员会的5名委员对公司的评级至关重要，但评级机构的高层某些时候会对评级作出暗示，这种时候，评审的专业意见就要服从于高层意志了。”刘东对时代周报记者说道。
评级机构给目标公司评级，目标公司就是评级公司的客户，每评级一次，评级公司就可以从客户身上收取25万元左右，这就是评级公司的收入来源和生存之道。
除了刘东所在的业务部，评级公司还有市场部，后者负责去市场上拉客户。
客户自然希望自己的评级能够高一些，因为评级越高，意味着公司资质越好，对投资者的本金来说越安全，会有更多的投资者愿意把钱借给公司，公司发债的利息成本就越低，这可以给公司节省巨大的借债成本。
为了能拉到更多客户，评级机构的市场部自然希望业务部门的分析师也能给出更高的评级，甚至帮助企业进行粉饰。
“分析师和评级公司的初衷，自然都是希望坚守原则和专业性，否则对于信誉是很严重的损伤，尤其是评级公司出现了违约，更是尴尬。但评级行业确实存在潜规则，为了生存，为了留住客户，给客户的评级调高一些。”刘东对时代周报记者说道。
刘东介绍说，评级行业的总规模大约20亿元，还比不上许多证券公司，竞争激烈。为了抢客户，行业内甚至出现了价格战，某些评级公司的每笔评级收费，甚至降低到了5万元，结果造成评级质量极差，分析师频繁跳槽，后来监管层不得不统一规定了最低收费标准为25万元。
根据中国的发债规则，如果某公司想发行10亿元规模的债券，需要支付给主承销商实际发行金额0.4%的费用，支付给评级机构25万元的首次评级费，债券存续期每年5万元的跟踪评级费，另外需要支付律师费10万元左右，交易商协会会费每年10万元。
因此，在这样的交易中，主承销商是赚得最多的，一笔能赚400万元左右。相比起来，评级机构大部分时候都需要看主承销商和客户脸色，因为钱是客户付，业务也大多是主承销商介绍的。
“有时候，某些主承销商甚至会把许多家评级机构召集到一起，直接问谁能给更高评级，不屈服的就直接被踢出局。”刘东对时代周报记者说。
夜里9点，刘东终于结束加班。对于分析师，加班是常态，尤其是每年六七月份，因为交易商协会规定年报出具之后三个月内，评级公司必须出具跟踪评级报告，今年刘东一个人跟踪了10个项目，“经历了很严酷的洗礼”。
在刘东看来，大公国际的报告质量在业内是一流的，“比其他几家有内容，也能真正指出问题。”刘东评价说，业内许多公司的中高层领导都是出身于大公。业内其他评级公司，最早都是引用西方的评价方法，由外国公司派人来手把手建设的评级流程，但大公却独树一帜，有自己独特的术语和体系，24年的历史也是业内最悠久的。
“大公此前是行业内第一，市占率近50%，但后来逐渐下滑。目前，中诚信占30%市场份额，联合占30%市场份额，大公仅剩下15%左右。现在沦落到卖评级，或许也是坚持不住了。”刘东对时代周报记者说。
但如今，大公被罚停业一年，信誉尽失，估计这个坎很难迈过去。许多大公的客户，也都开始联络其他评级公司进行业务拜访。
据刘东介绍，现在大公国际的员工们正排队辞职，此前跳槽到其他公司的大公前员工，甚至一下子收到几十封来自大公的简历。“以往每年的春节前后才是跳槽高峰，因为那时候分析师拿到了奖金，而对评级机构的分析师来说，最好的归宿是跳槽离开评级公司，去买方金融机构做分析师。”刘东说。
关建中的初心
1998年，关建中从美国回国，不久后担任大公国际信用评级集团董事长至今。
从过往媒体对关键中的专访中不难看出，关建中一直在强调大公的“民族品牌”，要打破国际评级机构的垄断，发出中国的声音。
在国际金融领域，经过100年的发展，目前只剩下穆迪、标普、惠誉三大评级机构，占据全球90%以上的信用评级市场份额。
中国的信用评级市场发展较晚，1993年央行等监管机构规定，发行债券需要由评级机构进行信用评级，那之后，中国评级市场才获得初步发展。
根据2016年10月国家发改委对评级机构的排名，从前到后分别为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等。
其中，中诚信于2006年与穆迪合作出让了49%的股权，联合是2007年与惠誉建立合作关系，出让了49%的股权，后又转让给新加坡主权财富基金，上海新世纪则是与标普达成战略合作。大公国际并没有与国际三巨头建立股权合作关系。
2010年，大公国际发布50个国家信用评级，给予美国AA+的评级，低于中国、俄罗斯、印度。
“实际上，同行对这样的评级也是觉得挺愕然。但不知是否巧合，似乎在那之后，大公国际的市场占有率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刘东对时代周报记者评论说道。
2015年前后，大公国际开始越来越多参与互联网网贷领域，首先是发布了266个网贷平台黑名单和676个预警名单，此后，又开始宣布设立丝路互金网，开始做P2P网贷。
在大公国际集团的网站上，除了最传统的评级公司大公资信，还能链接到大公传媒、大公信用、大公数据、大公信软、大公信统等多个产业板块上。
行业的关键时刻
“评级行业的发展近年来处于乱象中，可能是大家都不太想坚守下去了，也可能资本运作的因素考虑得多一些，对行业真正有情怀的人其实不多了。”在出版于2017年的《资本市场评级那些事》一书中，作者丁继平如此评论说。丁继平曾担任某评级公司评级副总监、保监会复评专家等职务，在信用研究领域工作10余年。
对于行业乱象，丁继平在书中指出，表现最明显的就是级别虚高：“级别虚高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有些公司基本没有什么变化，也没有什么特别理由，就简单粗暴地向上调级……这带来信用泡沫，目前各大机构已经纷纷成立自己的信评团队，外部评级机构的作用和价值正在弱化，整个行业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据统计，2015年底，中国债券市场信用等级中占比最高的是AA，48.41%的发债主体都被认定为这个级别。而在国际市场上，三大评级机构给出的最多评级是BBB，为31.2%。
“行业内已经心照不宣，一般央企给AAA，地方国企给AA+，民营企业给AA，只有在AA之上才能发债，因此AA的比例占最大。”刘东对时代周报记者评论说道。
“如果都是好，那要评级还有什么意义？”刘东评论说道。
“让人哭笑不得的是，而当评级出了问题，对评级公司来说，最大的担忧是损伤信誉，被监管层处罚，但最近违约率上升，国内大的评级机构几乎都被处罚了一遍，大家都被罚了，也就分不出好坏了。”刘东对时代周报记者说。
“建立统一的债券市场、统一的监管部门、统一的监管体系是迫在眉睫的事情。”丁继平在书中说。
目前，证监会负责公司债的评级资质审批，交易商协会负责中票和短融的评级资质审批，发改委负责企业债的评级资质审批。
各归其位
近些年，债券违约情况愈演愈烈。据统计，2014年，出现违约事件涉及的发债主体总计3家，2015年为10家，2016年为32家，2017年为19家，2018年上半年为14家。
发生债券违约，除了发债主体，评级机构也立即成为众矢之的。
据统计，东方金诚、大公、北京天健兴业、上海新世纪、中诚信，分别于2017年12月到2018年1月8日之间被监管当局出具警示函，批评他们“独立性缺失、执行准则不到位、执业怀疑不足、执业判断不合理”。
据媒体报道，2018年3月，中国银行间交易商协会派人对大公国际进行调查，并于7月30日对大公给予严重警告处分，并暂停其相关业务一年。
8月17日下午2点，中国银行间交易商协会发布公告，揭露大公存在买卖评级的行为，对其严重警告并暂停业务一年。当天下午5点，证监会也对大公做出了相同的处罚；8月20日，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也发布提示，称持续关注大公在评级质量方面存在的问题，并建议保险公司、保险资管公司不断提升内部评级能力，审慎使用外部评级。
据多家媒体披露，在2017年11月到2018年3月期间，在关建中授意下，大公与多个发债主体之间出现了买卖评级的行为，包括东旭集团、新光控股、南通三建、三胞集团、海王生物等，大公针对单个主体的收费甚至达到970万元之上。大公对13个客户赚取到的金额合计超过7800万元，从18个客户赚取到的金额超过1.2亿元。
“行业确实有潜规则，评级机构会帮着客户提高评级，评级虚高现象明显，评级机构也仅仅是为了留住客户，赚取到那25万元的评级费用。但大公如此收费上千万元，太超乎想象了。”刘东对时代周报记者说。
“另外，即便提高评级，也是针对基本情况过得去的企业。那些明显低于AA的企业，一般评级公司是不会给AA之上的，因为这会带来极大的风险，损害信誉。”刘东补充说。
8月24日，证监会新闻发言人表示，证监会在执法过程中，既不会单纯因上市公司等主体信息披露虚假而“推倒”证券服务机构责任，也不会因为上市公司等主体信息披露状况良好而疏于对证券服务机构的监管，各类主体要各归其位，各尽其责，共同构建良好的信息披露生态。
据介绍，证监会将不断加大对信息披露违法行为和证券服务机构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管执法力度，督促各类信息披露主体及证券服务机构遵法守规、勤勉尽责，切实保护广大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
（文中人物刘东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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