睢宁经验：电商奇迹背后的保姆式政府

2015-02-04 18:38:13

来源: 时代在线

时周特约记者苏选刘丽琦发自江苏徐州

每天下午4-6时，是东风村最忙碌的时段，物流车一辆接一辆地从这里将货物发往全国。

这段时间之外，是另一种忙碌。整个村庄充斥着电锯的“嗞嗞”声以及间或传出的淘宝旺旺的“叮咚”声。

东风村忙碌，它所在的沙集镇亦然，依托网络的家具生产与销售正快速地改变着江苏北部的这个小镇。

这一切，源于思路的转变，村民的致富尝试、主管部门的主动转型与因势利导，造就了淘宝第一镇的奇迹。

官民思路转变造就淘宝第一镇

沙集镇总面积66平方公里，人口不足6万，是江苏省徐州市睢宁县下辖的一个小镇。

睢宁县经济一度在整个江苏省垫底，昔日的沙集镇同样面临巨大的发展难题。“路北漏粉丝，路南磨粉面，沿河烧砖瓦，全乡收破烂。”当地主要从事废旧塑料回收加工和粉丝生产，环境污染和土地浪费十分严重。

如何摘掉落后的帽子，是县里到村里各级办事机构最大的政治。

7年前，东风村人孙寒的创业无意中开启了沙集腾飞的按钮，也激发了当地治理新的可能。

起初，孙寒开了间淘宝店，卖些小商品。一次偶然机会，他在上海看到了市场上一些木质家具，这让他有了新的灵感，“把这些家具放在网上卖，应该能赚钱”。

就这样一个想法，成就了孙寒，也改变了东风村，进而改变了沙集镇的经济发展模式。

段亮是段氏家具厂的负责人。他现在每天的工作就是坐到电脑前做销售前后与客户沟通的工作。他的哥哥段强则负责家具的生产。

“我开网店的时间比较短。之前也看到人家做家具赚了钱，但自己开店也没把握。直到2011年，小孩刚刚出生，不想出去打工，也不想做废旧塑料回收的生意。所以就在家里开了个网店试试。”段亮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2013年，段氏家具厂全年销售额已经达到了300余万元，工厂规模也扩大了一倍。

东风村的成功带动了整个沙集镇。村外人不断来东风村学习网销经验，做电商在沙集蔚然成风。2013年10月底，阿里巴巴研究中心发布“全国各地淘宝村统计分析报告”，沙集镇以2000多家网店和销售业绩排名全国淘宝村第一名。仅2013年，沙集镇网店仅在淘宝的销售额就达20亿元。

沙集农民网商“井喷”式扩张，很快成为中国农村电商的标杆。

这一标杆的树立，也得益于当地政府的思路转变。

之前的睢宁，各种矛盾交织，干群关系非常紧张。县委县政府的大门常常被上访的民众围堵，最长的一次达13个小时，赴省进京上访的人数一度居高不下。

从2009年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到2011年，实施“三问三请”的为政思路之后，该县的面貌有了质的改观。所谓三问三请，据睢宁县委书记王军解释，即“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政于民；决策请群众参与，工作请群众监督，成效请群众评议”。

“通过这‘三问三请’，老百姓的气顺了，县里的工作越来越顺手。”王军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

沙集镇的电商经济赶上了这轮政策利好，县里要求各级政府“不做婆婆做保姆”—不检查、不罚款、不收费；改善宽带、物流、道路等基础设施。

“政府在管理上不能越位，去管企业能够依靠市场解决的事。同时也不能缺位，应该创造一个适合电子商务成长的政务环境，在税收上给予优惠，不能乱检查、乱收费，不能去打扰创业期的农民。”睢宁县委宣传部副部长艾丹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随着订单的倍速增长，厂房和资金成为沙集镇电子商务面临的主要问题。为此，睢宁县推出了小额贷款支持电商的发展。在东风村，新建的工业园区已经落成，未来这里，设计研发、产品展示、生产加工、物流运输，各功能区域配套齐全，不仅为电商提供了厂房，也为电商产业的规模化生产和规范化经营奠定了基础。

“沙集模式的成功，不仅解决了沙集经济转型的问题，同时也解决了村里的‘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等诸多社会问题，意义重大。我们要走群众路线，就是要尊重群众的意愿。关乎群众切身利益的事，应由他们自己做主。县委县政府要不断地创造条件，促进‘沙集模式’的发展。”艾丹说。

群众请上来，干部沉下去

“沙集模式”非一日之功，它的成功在于“三问三请”一点一点地渗透进睢宁人的日常生活中。

“退休了，还能发光发热，为大家做点事情。这是最让我高兴的事儿。”夏荣桂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他是睢宁县的一名退休教师。2008年4月，夏荣桂成为睢宁县“一述双评三监督评议员”。职责是收集群众意见，关注公共服务存在的问题，成文后提交给县人大，或者直接发个短信、打个电话给县委书记或县长。

“我反映的问题，政府能给解决吗？”起初，夏荣桂对自己的工作也持怀疑态度。

2009年，因为社保问题，很多人需要换二代身份证。夏荣桂看到唯一的办证窗口排了长长的队伍，排队的也都是老人。夏荣桂马上把这一问题反映给了县政府。第三天，他看到，办证窗口由原来的1个增加到3个，办证的老人们也不用大热天在外面排队了，他们被请进屋，坐着等着。

“这就是变化！这个事儿做起来的确有意义。”夏荣桂对时代周报记者说。

2011年，睢宁县开始实施“三问三请”制度，群众的诉求成为施政的重点。

“党委政府做什么，老百姓最有发言权。为群众工作必须了解群众希望我们干什么工作，也就是决策要请群众参与。”2011年底，按照群众意见，睢宁把公共服务、助学优教、医疗服务调整为2012年投资重点前三名，而民生项目的投入也从30亿元追加到35.6亿元。如今睢宁县先征求群众意见再制定重大决策、重点项目，已经成为工作常态。

“现在县委书记、县长的电话都是公开的，有时我在调研中如果发现亟待解决的问题，就直接打电话发短信给他们。干群沟通的渠道非常畅通。”夏荣桂说。

“‘三问三请’摸清了群众的真实想法，凝聚了群众的聪明才智，给县委、县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依据。”艾丹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现在，艾丹不仅仅是睢宁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县文联主席，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睢宁县庆安镇杜巷村第一书记。

“这个第一书记可不好当啊，我每半年就要向群众代表做一次述职，好不好由群众说了算，只有脚踏实地地为群众办事，才能通过测评。”艾丹说。

艾丹只是睢宁县 “双百双千”工程中的普通一员，睢宁112名县直机关主要负责人和112名机关年轻干部同样来到基层。

去年上半年，睢宁建立了机关干部驻村（社区）联系点399个，召开群众座谈会近700次，帮扶困难群众2600余户，走访服务企业73家，撰写1300多篇民情日记和调研报告，收集汇总各类问题693个，切实帮助基层群众解决了突出问题。

睢宁通过连续三年组织实施“百名局长（书记）任村‘第一书记’、百名年轻干部任村官，千名机关干部助三农、千名机关干部洁家园”的“双百双千”工程，现已经形成机关全员参与和行政村（社区）全覆盖的工作格局。

群众参与，是“三问三请”的生命力所在。让群众得到实惠，则是睢宁干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当拆迁问题困扰着全国上下各级政府的时候，睢宁县则用它特有的方式解决了这一难题。

2010年下半年，姚集镇党委、政府开始进行农民集中居住试点。石碑村是该镇的首批试点村。刚开始，村民在犹豫观望，因此先搬迁了集中居住意愿强的43户。搬迁后的小区是水泥路，门前就是花园，还喝上了干净卫生的自来水，家里通了互联网和数字电视。集中居住后节约出土地54亩，进行棉花种植，每户的收入又增加了。看到实实在在的好处，农民积极报名要求参加二期搬迁。

在一份普通的《今日睢宁》报纸上，记者看到一个小区拆迁补偿公示，所有住户的补偿标准都是统一的，经过报纸上的公示，接受群众监督。

这些制度和创新为睢宁带来了巨大的变化。睢宁县多项经济指标逐年攀升，年均增幅保持在30%以上，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幅现在是全省第一，由全省信访重点管理县变为信访先进县，由社会治安重点管理县成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县，成为全国最佳投资价值县、全国金融生态示范县。

睢宁县委组织部部长王敏：
百姓气顺，政府工作就好办

时周特约记者苏选发自江苏徐州

因为社会信用评级制度，江苏省睢宁县为外界所瞩目，这一制度一度被解读为“良民证”。

这其实是个误解，“我们的信用征集对象既包括‘民’也包括‘官’，‘官’与‘民’是平等的。”睢宁县县委组织部部长王敏接受了时代周报记者专访时表示。

这一制度在当地的反响颇好，它也是睢宁一系列执政新制度的一部分。2009年3月，中纪委、中组部把睢宁县确定为全国三个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县之一。两年后，睢宁县树立“为群众工作”理念，开始实施“三问三请”制度。

信用评级：守信受益失信受限

时代周报：社会信用评级体系突然引发争议感到意外吗？

王敏：这个体系的推广我们已经做了几年，社会反响非常好。这次引发争议只要是更多的人只关注到了信用征集的对象是“民”，所以说它像“良民证”。事实上，我们的信用征集对象既包括“民”也包括“官”，“官”与“民”是平等的。如我们对规划局、国土局等13名干部进行问责，并对其信用作了减分处理。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还将官员的信用情况作为干部提拔使用的依据。

时代周报：为什么要推行信用评级体系的建设？

王敏：2009年，睢宁县民风建设的重点开始向“群众转变观念”转移。“亲好人，惩恶人，打罪犯，高高扬起双严管的旗帜”的横幅得到了老百姓的一致认同，睢宁的社会信用管理机制也在此时应运而生。

由于睢宁的实践，2012年6月13日，在江苏省政府在南京召开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县级地区试点工作会上，确定睢宁成为首批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试点县，一起成为试点县的还包括江阴、兴化和南京六合区。

时代周报：经过这次争议，这项制度在睢宁的推行是否会受到影响？

王敏：社会关注是好事儿，也会让更多的人了解这项制度。我们也会虚心地听取各方意见或建议。现在世界各国都在探索信用评级制度，在美国，不仅国家和企业有信用评级，每个美国人也有自己的信用分数，它决定了美国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买房、租房、购车、申请信用卡、买保险、求职甚至连找对象都会受信用分数的影响。

“三问三请”：拜群众为师

时代周报：说到群众路线，睢宁县开展“三问三请”的初衷是什么？

王敏：主要是侧重于培养群众的参与意识，让群众的意见在全县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得以充分体现。因此，我们十分重视“问”和“请”的环节打造，“问”字表达了拜群众为师的意愿和实际行动，“请”则显示了县委县政府的诚心，干部放下姿态，扑下身子，真心实意地为群众工作。

时代周报：“三问三请”取得怎样的成效？

王敏：每年我们都给群众发放“三问三请”征集意见卡，就当年全县的重大产业项目、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重大城建项目和重大民生工程等完成情况的满意度，以及下一年度全县“三重一大”项目编排的建议等问题征集群众的意见和建议。比如2011年，通过这种方式梳理汇总，群众对2011年县委县政府各项工作完成满意率、对2012年的各项工作安排部署的赞同率均在80%以上。在编排的初步计划中，对教育的投入排在第五位，通过征集意见发现，百姓对教育等民生项目的关注尤为强烈，于是把教育提到了第一位，并追加投资5.6亿元，幼儿园建设、医疗卫生服务、保障房建设等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均被优先解决。

时代周报：如何保证实施好“三问三请”？

王敏：问计群众，让干部走下去。这不是走过场，而是干部由“官员”向“服务员”的角色转变，要拿着菜单让群众点菜，重大决策及重点项目编制要征求群众意见。

请群众上来也不是作秀演戏，而是真参与、真监督、真评议，让意见有反馈，让干部有压力，让评议有实效。

凡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决策在出台之前，都要召开不同层次群众参与的听证会，确保决策不损害群众利益。

“民情平台”：为群众办事

时代周报：在解决群众诉求方面，睢宁县有哪些举措？

王敏：为顺应社会发展，满足不同层次群众的需求，睢宁陆续建立了手机短信、网络问政、政风热线、民生110（报纸专栏）、1890新视线（电视栏目）、12345政府服务热线等六大“民情平台”，供群众选择，实现了民意表达、分析、办理工作的科学化和规范化，干部转变工作作风，百姓办事“零障碍”。

时代周报：“民情平台”在睢宁的建设还是比较早的。

王敏：是的，“民情平台”在睢宁由来已久，可追溯到2008年睢宁在严管干部、县委限权时期进行的“网络问政”。

2008年12月30日，睢宁在西祠胡同正式注册全国首个县级网络发言人。之后，全县114个部门和单位都明确了一名领导班子成员兼任网络发言人，采用实名制注册，同时设有一名网络联络员，及时掌握网络信息，及时回复、办理网络反映事项。实现了“上网查民情，下网解民忧”。

时代周报：除了“网络问政”，还有哪些措施解决群众的民生诉求？

王敏：在睢宁，科级以上领导干部工作职责和手机号码都是公开的。书记、县长手机短信办理情况定期在县内主要媒体上公开发布。这就是俗称的“一毛钱维稳”，不仅成本低，人人也都可以参与进来。

短信平台的建立成功以后，我们又启动了“12345”政府服务热线，群众一个电话就可以解决问题。

时代周报：可以看到睢宁县在打造百姓反映问题的渠道和平台上下了很大功夫，也做了很多努力，但如何确保这些诉求得到回复呢？

王敏： 2008年10月，睢宁就出台了《睢宁县办理媒体反映事项暂行规定》和《问责办法》，定期巡查与随即抽查回访办理情况，因主观原因未及时办结的单位和相关责任人将被问责。从2011年至今，因网帖、短信、12345热线等平台反映事项办理不力等原因，有5家单位被问责，7名责任人被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