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国如何应对邪教

2014-06-05 13:37:40

来源: 时代周报

世界各国对邪教均有采取各种各样的打击手段和制裁措施，但具体到各国也有各自的不同。

陶短房

所谓邪教，即利用宗教或准宗教形式，宣扬反社会或不为法律道德所容的学说，并实施危害社会行为或谋取不正当利益的团体。世界各国对邪教均有采取各种各样的打击手段和制裁措施，但具体到各国也有各自的不同。

当今国际上一些国家发表过专门的、和打击邪教有关的官方文件，如1999年，加拿大国家安全情报局就曾专门发布过“邪教调查报告”，将“人民圣殿教”、“大卫教派”、“太阳圣殿教”列为邪教行列；法国1995年发布的一份“国会邪教调查报告”，则将“山达基”、“耶和华见证人”等36个教派定义为“纯粹邪教”，将173个教派定义为“近似邪教”，法国也成为迄今官方定义邪教数量最多的当代政府。

更大规模的邪教运动，甚至引发了举国围剿和国际联合打击。

乌干达国内社会秩序混乱，一些邪教组织将这里当做乐土。成立于1987年的“圣灵抵抗军”，打着“建立十诫治国国家”的宗教幌子，干着杀人越货和胁迫儿童参战的勾当。据国际刑事法院2005年宣布，该组织在乌干达、南苏丹等地卷入内战和团伙犯罪行为，导致至少数万人死亡，200万人无家可归。2005年，国际刑事法院宣布针对“圣灵抵抗军”首领的33项指控，并签发逮捕令；2006年，国际刑警组织也向上述5人发出国际通缉令。

2008年以来，该组织转向刚果（金）、中非等国活动，并自2009年2月起绑架至少697名平民，其中2/3为儿童，2009年11月，联合国安理会发表声明，对该组织加以谴责，“圣灵抵抗军”也是迄今受到最高规格国际联合打击的邪教组织。

不难看出，不论是否有“邪教”的法律定义，大多数国家普遍采取的做法，是对实际造成危害的“邪教”进行法律打击，且往往沿袭现成法律条文、规范，即指控这些宗教组织违反具体的法律，而避免制订专门的“反邪教法”进行专项打击。

如“人民圣殿教”和“大卫教派”尽管许多表现形式、乃至“末日论”、集体自杀等都相仿，但前者直到移居圭亚那前都大体安然无恙，后者却很快遭到搜查、围剿，关键就在于针对前者的指控最初或不涉及违法，或缺乏“直接威胁社会安全”、“胁迫他人精神及意志”、“违反他人意愿敛财”等的实证，而后者“私藏军火及爆炸物”却直接挑战社会安全底线，且很容易查证，而一旦教徒开枪行凶，美国政府的态度则如出一辙：“人民圣殿教”尽管远在圭亚那，且该国政府一度纵容、扶植该教派，美国官方也立即施压，迫使圭亚那政府军第二天即赶到琼斯镇；“大卫教派”更引发了被称为“韦科战争”的美国战后最大规模本土武装冲突。

但另一方面，在一些国家如英日韩国等虽然民间和宗教界有“邪教”定义，官方也泛泛提及“邪教”，但实际上对邪教定义十分谨慎，如日本，尽管“奥姆真理教”制造过骇人听闻的“东京地铁毒气案”，但该教演化成的“阿雷夫教”非但未被定义为“邪教”，反倒至今仍被当作“合法法人社团”。

最特别的是美国：官方从司法上抛弃了“邪教”的定义，将所有不熟悉的新教派命名为“新兴宗教”。倘该“新兴宗教”组织虽然有很多争议，却小心翼翼避免触犯现行法律，在美国等国就很可能在争议中被长期容忍。

这个由罗恩˙赫伯特成立于1952年的“新兴宗教”“山达基”，以鼓励“修行”，并向信众提供价格高昂的“信仰服务”著称，自成立至今一直饱受批评和争议。该宗教长期打着“信奉科学”的名义在世界上传播和兜售服务，其核心书籍《戴尼提—自我帮助系统》甚至在上世纪80年代一度成为畅销书。

对这个组织，美英澳等国多次以诸如“催眠控制他人意志”、“非法使用医疗器械”、“偷逃税”等名目，对“山达基”进行限制、打击，其中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1965年通过《安德森报告》将其定义为“邪教”，而美国则在1979年由FBI发起“白雪公主行动”，对“山达基”提出妨碍司法、盗窃政府机密文件、盗窃政府资产等多项指控，逮捕多名相关人员。

但“山达基”核心成员却非常善于钻法律漏洞，他们会借“宗教特殊需要”为名，回应诸如“非法经营”、“非法行医”之类指控，又会借“正当经商”为由回避精神控制等方面的指控。他们还组织大批法律人才，专门和各国政府打官司。赫伯特曾公然宣称“打官司就是要骚扰恶心对手，赢不了也没关系”，在这种理论指导下，美国司法当局尽管多次努力，却只能对其罚款，无法取消其合法地位，澳大利亚甚至在不胜其扰下在1983年取消《安德森报告》，洗脱其邪教名目。在德国，尽管“山达基”被以“违宪”名义钉在“邪教”名单上，但取消其“非政府组织”合法地位的努力，迄今毫无进展。

至于唯一上了“安理会黑名单”的“圣灵抵抗军”，其“上榜”的原因并非因为“邪教”，而是因为战争和反人类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