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诺奖得主萨金特：“中国，让我感觉充满能量”
2014年，萨金特又一次来到了中国。在4月19-21日期间，他会停留在广东，参加“2014·影响力中国论坛”。
本报记者 张子宇 实习生 张嘉嘉
虽然今年已年过六旬，但是作为一位杰出学者和智者，萨金特在3年前，也就是2011年10月10日下午1时20分，在美国最知名的学府普林斯顿大学会议厅里，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当时参加新闻发布会的记者占据了坐席前两排，而后面则挤满了慕名前来的学生和教职员工。萨金特在经久的掌声中落座，掌声又持续了近半分钟，他有些局促地微笑着，向台下招手。
有旁观者描述，相比于大家欢呼他获奖的喝彩，萨金特似乎更享受另一种掌声。萨金特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新闻发布会，让很多人感觉很像是一场宏观经济学和《百年孤独》“串讲课”。这种结合了经济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教学方法，或者说个人智慧的展示方法，对萨金特和他的学生们来说，并不陌生。
当这场串讲即将结束时，萨金特向学生们告别，并这样说：“你们不知道自己有多少能力，我看过许多学生，我知道你们这些人超出我教过的平均水平，我想说，不要放弃研究。”说着，他拍掉手上的粉笔灰快步向门口走去，学生们集体鼓掌，直到他走进楼梯再也听不见。
老教授萨金特一直为学术界所关注，在获得诺贝尔奖的3年后，他位列世界上14位被引用最多的经济学家之一。
2014年，萨金特又一次来到了中国。在4月19-21日期间，他会停留在广东，参加“2014·影响力中国论坛”。在此之前，围绕着经济学发展、中国、世界经济和一些个人问题，时代周报对萨金特进行了专访。
家族之痛让其立志研究经济学
时代周报：可以介绍一下你的家庭吗？你会和他们分享你的研究成果吗？他们能够明白吗？
托马斯·萨金特：我妻子卡洛琳非常聪明贤惠，尽管她并非一位经济学家，甚至也不是一名学者。但是她非常具有智慧，要知道，她作为一个核物理学家的女儿，身上自然流淌着优秀的基因。她时常关心我的工作，询问我最近在研究些什么，她也时常会读我的论文和书，并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
时代周报：是什么引领你走上经济学之路的？或者说，为什么你会选择经济学研究作为你的人生职业？
托马斯·萨金特：19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给我的祖父和外祖父都带来了不幸，两个人都失业了，也在产业上损失惨重。特别是我的外祖父，再也没能从重大的打击中恢复过来。由此让我有志于去了解在两位老人的时代，到底发生了什么，带给他们和其他同代人如此惨痛的命运？也希望能够对未来避免经济危机或减少给人们带来的损失作出贡献。
时代周报：许多报道和资料将你称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流派的学者，你是否赞同这种标签呢？或者说，如何理解所谓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流派？
托马斯·萨金特：和很多其他的标签一样，这种简单的定义也算有利于人们去快速地了解一些东西。但是其太过简略了，导致不是很精确。其实所谓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这个概念，我想，我应该是提出的第一人（见于我1979年发表的著作《宏观经济学》一书）。对这派思想，你可以这么来解释，在一定规则之下，人们在趋利下，能够自发地做到最好，而商业就是在这个模式下循环和增长的。
时代周报：在经济学研究领域，有哪些学者和著作，对你影响最深？
托马斯·萨金特：我曾受益于许多学者和著作。对我来说，特别重要的人有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数理经济学的代表人物，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世界最有代表性经济学家之一）， 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20世纪最重要的经济学家之一），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教授，198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约翰·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约翰·慕斯（John F. Muth，卡内基·梅隆大学教授）， 小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 Jr.，芝加哥大学教授，199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理性预期领域提出“小卢卡斯批判”） 罗伯特·汤森（Robert Townsend，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著名管理学理论研究者），和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斯坦福大学教授，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曾经最年轻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代表人物）
时代周报：你是201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那么从2011年到今天，3年多过去了。经济学研究领域有什么新的成果，有哪些学者和他们的研究让你特别的印象深刻？
托马斯·萨金特：在理性预测主义这个体系里，最近几年衍生出一些新的模式，有一些内容可以称之为“差异化预测”（heterogeneous expectations），我对此非常感兴趣，觉得很有前途。在这一块，大卫·克莱普（David Kreps，斯坦福大学）和迈克尔·哈里森 （Michael Harrison）是先驱者，他们发展了凯恩斯的思想。
经济学的发展能让我们避免重复犯错
时代周报：依靠数学、建模和电子计算机，人们是否可以完美地控制我们的社会经济？在我们中国的中学教科书里，有一项内容，那就是大概每10年，就会有一次大规模的经济危机发生在资本主义世界。你认为这种说法对吗？你认为，随着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和科学化，我们是否可以在未来避免经济危机？
托马斯·萨金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相信经济学和经济学家能够提供非常有益的见解来告诉我们如何不要重复过去犯的那些错误。许多很优秀的经济学家已经开始研究这次金融危机以及如何制定市场规则和规划市场竞争，以让事情变得更好。适当的规则、政府监管和风险控制是我们需要进一步完善了解的，但我要说，我们正在快速的学习中。
时代周报：面对政府在制定经济政策的时候，舆论显然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导致我们在预测经济发展时感到非常的犹豫。你怎么看待这种宏观经济政策上的矛盾性？
托马斯·萨金特：这又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想我的答案可以来自于一句中国流传已久的名言，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句话历史悠久，也说得很聪明，可以说是理解一切宏观经济政策的基础。我们一定要了解这个前提。
时代周报：美国的货币政策总是世界的焦点。你认为美国是否已经度过了危机，处于良好的复苏轨道上？而现在美联储决定结束QE（量化宽松），是否正当其时？
托马斯·萨金特：这是个好问题，但不容易回答。美国联邦政府过去也是摸着石头过河，在摸索的道路上前进。效果也比想象中的好。联邦政府也逐渐停止了量化宽松的政策，并且让市场回归其应有的角色，这也可以看出联邦政府对市场调节作用于经济恢复相当有信心，或许效果还可以更好。
时代周报：在今年年初的时候，珍妮特·耶伦取代了本·伯南克在执掌美联储，这会给美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带来什么变化呢？
托马斯·萨金特：美联储是个很庞大的机构，有自己的文化，有自己的研究部门，那里有各行各样的专家，个人对政策影响有限，而且政策由委员会制定。即便有人离开，填补进来的人也很相似。所有这些都是相似的。因此相比较伯南克，耶伦并不会因为自己的个人原因造成太大的改变。
时代周报：相比于发达国家的陆续恢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则陷入了另一种危机。特别是许多曾经被看好的国家，如印度、俄罗斯等，都逐渐失去了光环。你是否认为世界经济的增长引擎已经重新回归发达国家？对于那些处于困难的发展中国家和一些褪色的金砖国家，主要问题又是什么呢？
托马斯·萨金特：这是个关键问题。和美国过去还处于发展中阶段的时候一样，许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也都面临着同样的挑战。我希望在这次我的中国之行中，能在对话中多谈谈这些问题。
时代周报：你会有很多来自中国的学生和同事吗？他们给你留下了怎样的印象？
托马斯·萨金特：我曾经有许多，也一直有许多来自中国的优秀的学生，他们都成为了我的好朋友。
时代周报：关于中国的经济学家，你对他们了解吗？可否说出一位能够让你印象深刻的中国经济学家的名字？
托马斯·萨金特：那么我要提出两位学者，一位是现在任教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的王能教授（王能现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金融学教授，金融与经济系金融分系主任和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研究员）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是一名在金融经济和宏观经济领域里相当优秀的专家。拉尔斯·汉森（Lars Peter Hansen，芝加哥大学教授，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和我很荣幸能与他共同执笔撰写一篇论文。
另外一位同样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最近开始执教于伦敦经济学校的Zhang Shengxing，他刚在纽约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在关于市场的安全机制和金融危机的工作中担任重要角色。
政府干预和市场主导并非对立关系
时代周报：据我们了解，你已经来过几次中国了。请问你第一次来中国是什么时候？目前你已经来过多少次中国了？
托马斯·萨金特：在这之前，我到过中国三次。一次是在2012年，而在2013年，我来了两趟中国。
时代周报：这些中国之旅是否改变了你对中国的印象？在2014年，你对中国有什么新的看法或者展望吗？
托马斯·萨金特：俗话说，眼见为实。过去，我主要从那些数据了解到，中国发展得很迅速。但更重要的是，等到了中国，从个人来说，处在这个国家让我感到自己“充满了能量”。一些美国人，也如同我一样，在中国会很容易有“宾至如归”的感觉。我可以从我在中国遇到的许多友善的人那里，感受到许多共同的价值观和美好的愿景。
时代周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看起来，新凯恩斯主义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推崇和应用，对于这点，你有什么看法？你认为在未来，这个现象会发生变化吗？
托马斯·萨金特：这又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其实在许多学科领域都是如此，旧的经典长期存在和统治，值得新的英雄人物出现，并创造历史来改变这一切。可以说，这种情况现在如此，过去如此，将来还是如此。
时代周报：人们总是争论政府和市场在宏观经济中的角色。这成为了许多国家改革的核心内容，对于当今的中国来说，你会支持哪一派？加强政府干预，还是尊重市场的主导作用？
托马斯·萨金特：其实我并不认为这两派就是水火不容的。市场需要聪明的规则和强制力来约束，以保证市场运行的非常润滑和柔顺。
时代周报：中国的新一届政府正在经济领域开展许多改革。你了解目前中国在进行的这些改革吗？你对于中国经济有什么建议？
托马斯·萨金特：作为一个在中国的客人，我应该把自己当一个学生的角色，也就是多听多看多学习，而不是一开始就莽撞地提出意见。不过针对一些一般的问题和困惑，我很乐于参与讨论和进行解答。中国和美国都共同面临许多相似的挑战，我想中美两国有很多东西都值得相互学习。
时代周报：目前中国在国际上还是比较显眼的国家，很多人也认为中国拥有独特的优势，也有很多人拿中国和美国做比较，那么你觉得相比于中国，目前美国主要的优势是什么呢？
托马斯·萨金特：美国在很多方面可能都需要向中国学习，但在创新方面我们还有优势，创新是驱动美国的动力。另外一点就是人才，这一点我也多次面对中国人的提问时说到，美国的历史就是移民创造的。特别是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高学历移民，从世界各地来到美国。尽管他们工作在美国，但在原有的国家已经接受了很好的教育，于是美国就因此受惠，拥有了大量优秀的人才，其中很多都是来自中国或者亚洲其他国家。
时代周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来自东亚地区。是什么导致这种状况？
托马斯·萨金特：答案很快见分晓！我有些很聪明的学生，都来自中国这个国度。我们拭目以待吧！
时代周报：除了学术研究外，你还有哪些特别的兴趣爱好？那么在学术上，除了经济学，你还比较喜欢哪些学科？
托马斯·萨金特：在经济学工作研究以外，我喜欢钓鱼；另外，我还喜欢听古典音乐，除此之外，我还很喜欢读历史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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