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斯内罗丝走出“芒果街上的小屋”

2010-09-16 11:34:04

来源: 时代在线网

桑德拉·希斯内罗丝 Cisneros.S. ：1954年生，当代美国著名女诗人，墨西哥裔。1984年，30岁的她凭借《芒果街上的小屋》一举成名。此外还著有短篇故事集《喊女溪及其他》和若干诗集，具体有《My Wicked, Wicked Ways》《Bad Boys》等。桑德拉的书行文清澈，亲切易懂，以女性作家特有的敏感笔触，述说着淡淡的喜悦与忧伤。

特约记者赵妍发自上海

他们不会知道，我离开是为了回来。为了那些我留在身后的人。为了那些无法出去的人。

——《芒果街上的小屋》

桑德拉·希斯内罗丝有着少女般的嗓音和表情，尽管她已经55岁了。

20多年前，那本美得像诗一样的小说《芒果街上的小屋》给希斯内罗丝带来了太多的荣誉。2006年译林出版社引进中文版，截至2009年整整卖出了33万册。“那是个很大的数字吗？”希斯内罗丝小心翼翼地问，当被告知中国普通纯文学小说的销量不到一万册时，她露出开心的笑容：“噢，感谢神灵的庇佑！”

这是希斯内罗丝第一次来中国。为了表达内心的激动与喜悦，她穿上了绣着美丽图案的印第安长裙，戴上绿色长耳环、大手镯，衬托着她墨西哥裔的大眼睛。“这不是墨西哥妇女或美国妇女穿的裙子，这是住在墨西哥乡下的贫苦妇女的服装，我很喜欢收藏这些服饰，身上这件我最喜欢！你看，它由三片布组成，上面的花纹全是手工刺绣，它是艺术品。”她站起来给记者展示，然后悄悄地说，“你看它，那么宽大，所以不用担心发胖。”

初到上海的希斯内罗丝对这个城市既熟悉，又陌生。她与她的表姐一起走在上海的大街小巷，感觉像置身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或者墨西哥城。“啊，那个人像我的爷爷！哦，这个人像我的阿姨！”希斯内罗丝有一种回家的感觉，上海人个个像她的亲戚。可是这座城市又那么不同，“连天上的云都那么特别！”

无论是《芒果街上的小屋》，还是这次给中国带来的礼物—她的中文版新书《喊女溪》中，希斯内罗丝正用“她充满爱心的目光，正视着不可挽救的悲哀的人世间”。她说，她是城市隙缝里一株黄色的杂草。

“芒果街”上的希斯内罗丝

芒果街上的少女埃斯佩郎莎有个颠沛流离的童年，希斯内罗丝也是。

少年时代，希斯内罗丝的父亲从事装潢工作，一家人往返于芝加哥与墨西哥城成了家常便饭之事。在两个国家之间不定期居住，父母不断找房子、为孩子找新学校，而希斯内罗丝与她的6个兄弟则需要不断地适应新环境。直到11岁，希斯内罗丝的父母终于在芝加哥一个墨西哥社区买下了一个小屋，这个小屋就是《芒果街上的小屋》原型。

埃斯佩郎莎在《芒果街上的小屋》里说：“于是我明白，我得有一所房子。一所真正的大屋。一所可以指给别人看的房子。可这里不是。芒果街上的小屋不是。目前就这样，妈妈说。这是暂时的，爸爸说。可我知道事情是怎样的。”

芒果街上的小屋只是埃斯佩郎莎居住的房子，而不是真正的“家”—在希斯内罗丝心里，家是“一种精神，是一个能让内心平静的地方，它让每个人感到安全，有归属感”。

如果说童年的记忆与心事是作品写作素材的源泉，那么真正驱动她写作《芒果街上的小屋》的动力来自成为高中教师后的生活经历。“大学毕业后我做了高中老师，学生是一些面临辍学的青少年。面对学生们生活上的种种问题我却没有办法帮助他们，这种无助感促使我写了《芒果街上的小屋》。”

彼时的希斯内罗丝认为，教师是最无能的职业。她眼睁睁看着十几岁的墨西哥裔姑娘便有三四个孩子，贫困而无知，起早摸黑地打工养活孩子；或是某天早晨，看到学生胳膊上大面积的瘀青。“我看到那些女孩子就伤心，所以将这些心情和故事写进了我的日记里，这些日记后来成了小说里埃斯佩郎莎的所见所闻。”

“因为要谋生，我写《芒果街上的小屋》完全是利用业余时间。白天上课，晚上写作，没有任何压力，也没有人催着我。”希斯内罗丝说，“直到28岁，我获得了国家艺术基金会的奖学金，才下定决心把工作辞掉，专心写作。”

这笔奖学金不仅支持了希斯内罗丝的写作，也支持了她当时傻傻的爱情。“我用这笔钱买了一张从纽约到雅典的单程机票，去旅行！”28岁的希斯内罗丝承载着传统墨西哥家庭的希望—早点结婚、生子，但这张单程机票宣告了她的叛逆，“我当时爱一个热爱旅行、自由自在的男人。我想如果我变成他那样，一定会让他爱上我！”

遗憾的是，等到她从雅典回来，那位热爱旅行的男人已经和别的姑娘在一起了。“在爱情里，我总是很愚蠢。”希斯内罗丝这样总结那场无疾而终的爱情，“年轻时，我们爱的那个人，往往是我们自己希望成为的人。”

“女孩，我在说你”

丢失了爱情的希斯内罗丝却收获了写作生涯上的巨大成功—《芒果街上的小屋》让她获奖无数，并最终从芝加哥走向全国，而她后来的生活，也朝着她所向往的自由缓缓前进。与《芒果街上的小屋》写作于业余时间不同，1991年发表的小说《喊女溪》几乎是在众人期待的目光中完成的。

文学评论家克劳迪娅·萨多斯基-史密斯曾经称希斯内罗丝为“可能是最著名的墨西哥裔作家”。而作为一位在美国主流出版社发表作品的墨西哥裔女性作家，希斯内罗丝更被誉为文学领域的先驱。“《芒果街的小屋》最初是由一家小出版社出版。但到了1989年，由主流的Vintage出版社再版。1991年出版《喊女溪》的更是著名的兰登书屋。”

无论是《芒果街上的小屋》，还是《喊女溪》，希斯内罗丝始终关注女性的命运。在希斯内罗丝笔下，大部分女性都将生命耗费在孤独与束缚之中。比如芒果街上的女孩们：罗莎不能为自己活，她有太多孩子需要养育而没有任何男人来帮助她；艾莉西亚发现自己被困在厨房，母亲的出走让她不得不承担照顾弟妹的责任；拉菲拉卡被困在了家里，她的丈夫认为妻子太美丽，决不能让她出门；而莎莉，这个长期被父亲虐待的女孩，最终嫁给了一位年长的男性，同时失去了自由。

“写‘芒果街’时，我自己正在为生活中的选择挣扎，比如是否要与这个男人结婚，比如结婚是否能同时成为好作家和好母亲。我用埃斯佩朗莎的形象来向世界提问：我的生活该走向哪里？所以，那其实是20多岁的我在探讨成为不同类型女性的可能。”

而写作于近40岁时的《喊女溪》，则体现了希斯内罗丝对女性议题更为成熟的思考。她以全景式的眼光，探讨了女童、少女、轻熟女们的成长故事，她们是普遍生活在大男子主义下脆弱而单纯的弱者。“出版《喊女溪》让我忽然意识到自己是在对全国的读者说话，我不能再仅仅说我自己的问题，我觉得自己需要代表整个墨西哥裔，讲述我们的故事。”

担负重任的希斯内罗丝沉浸在《喊女溪》的一个个女性角色中，以至于发现她们开始浸入她的潜意识。有一次，她正在写“萨帕塔的眼睛”，半夜醒来，她觉得自己就是墨西哥革命时期的新娘伊娜，并开始与萨帕塔对话。后来，她将这段对话也写进了故事里。

探讨女性命运的作家自己，最终也走出了一条有别于任何故事角色的人生道路。“我没有结婚，以前是因为我爱的人不愿意。而现在如果结婚，我会失去很多。比如我要与人共享财产，我宁愿将这些用来支持年轻作家的写作。我并不排斥婚姻，而只说我还没找到我觉得适合的人。”

“我与很多男性相处、同居，我发现我越是成功，与对方相处就越难。男人不愿意与一个非常成功的女性在一起。你越成功，男人就越怕你。”

“我离开是为了回来”

时代周报：仅中文版，《芒果街上的小屋》到2009年印刷了32次，销售33万册。你如何看待这本书在中国的成功？

希斯内罗丝：书是良药，我认为是。观察一个国家的阅读状况，就可以发现它在找寻何种良药，它需要什么，它的未来。我觉得我很幸运，我的书能被人当作一种治愈心灵的药方。因为有许多优秀的作家，有很好的作品，但是从未被接受。或许他们的书要等到死后才能出名，但我还活着。每每惊喜出现的时候，我总是开玩笑，我还没死呢，就看到了这一天！

时代周报：《芒果街上的小屋》是你的第一部小说，现在大家想起你仍然停留在这本书的成功，它是你创作生涯不可逾越的一座高峰吗？

希斯内罗丝：《芒果街上的小屋》是我的第一本小说，也是卖得最好的一本，它就像我的孩子，我不会因为它最出色而忧虑，因为我还有其他的孩子，每个孩子都是不一样的。每一本书我都希望能有所不同，我不认为《芒果街上的小屋》阻挡了我后面的创作，或者对我有坏的影响。它唯一的坏处是太成功了以至于让我走出了校园、到公众中演讲，可能这一点对一个需要安静写作的作家来说，太嘈杂了。但好的一面是，它的成功让公众听到了我的声音。

时代周报：埃斯佩朗莎说“他们不会知道，我离开是为了回来。为了那些我留在身后的人。为了那些无法出去的人”。很好奇，你是否回去过？

希斯内罗丝：我希望我所有的读者都是埃斯佩朗莎。每一个街道都有社会问题，我们都深陷于芒果街，每个人所在的街道都是芒果街。我希望我的读者明白，他们可以离开问题重重的街道、社区，但是他们有责任回来并且改变它。除了我们自己，没人能解决这些问题。每一栋房子里都有自己的问题，或许是性虐待，或许是家庭暴力、酗酒的双亲、离婚等等。只有住在里面的人才能看清这些问题，所以离开的那些人有责任去帮助那些还没能离开的人。每个人都有义务帮助其他人。

我觉得我所做的一切，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在“回去”，我的作品其实都是一条条芒果街，我关注那些问题，并试图引起公众的意识；而我也成立自己的基金来支持年轻的作者们写作。每个人每一天都应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去改变这些问题，如果你对他人的不幸熟视无睹，那其实就是最大的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