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型乌托邦
伍德斯托克音乐节是（上世纪）50年代垮掉派出现以来，西方以自由主义为核心的青年文化运动的最高潮，在其之后，这一运动迅速跟随美国经济的衰退而衰退。然而，以伍德斯托克为标志物的（上世纪）60年代嬉皮运动所携带的各种观念，如性解放、种族平等、女权、堕胎权、同性恋权、反军事暴力、环境保护、反新闻监管、言论自由、多元化、反权威等等，在当今西方社会已获得普遍支持并予以操作，尽管近40年来的美国社会是保守派当道，（上世纪）60年代的影响依旧处处可见。
绝唱
伍德斯托克的影响力如此之大，绝非仅基于音乐，事实上那个时代最顶尖摇滚音乐家，如鲍勃.迪伦、披头士和滚石都未到场，并且，若仅去听它留下的录音，会发现不少参加音乐节的乐队并未达到自己本来的水准，他们显得过于激动和放肆，以至于连琴把都握不紧，从美国独立导演瓦德雷拍摄的音乐会纪录片里会找到音乐家们无法自持的原因，当你的扩音器可将离其十步以内的人震成聋子，当你面对45万人歌唱，当你和你的吉他手嘴里还叼着大麻，你已丧失了保持音准的理由。只有吉米.亨德里克斯和詹尼斯.乔普林这样令每一次表演幻作灵魂出窍和精神冒险的音乐家，才和那个场合丝丝入扣，而琼.贝茨枯寂的木琴、冷静的演唱和强硬的反战言论，同样令人动容。
人们一直在谈论伍德斯托克的文化意义，而这些意义基于或导致的音乐节的形式及过程，才是最震撼、最刺激人们的地方—4天的酒、毒品和性放纵；两场暴雨致使音乐节场地变成泥浆潭，无法处置的便溺物和泥浆混在一起，全裸的姑娘和小伙无比兴奋地在这泥潭中翻滚；上百人吸毒过量后直视太阳直至灼伤双眼；上千人被酒瓶盖割伤了脚；因为交通瘫痪食物运输车无法到达，人们迅速由乐迷变成饿狼，不再理会舞台上的表演而去哄抢食物；等等。
现在回头看，伍德斯托克不仅是伟大的，也是荒唐的，尽管作为近半个世纪前的青年文化运动，在这两个层面上它还是没办法跟我们的上山下乡、文攻武斗相比—有趣的是，不少嬉皮对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非常崇拜，他们令人瞠目结舌地成立了公社，不过没在公社里土炉炼钢，而是群奸群宿。
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的正名是“和平与音乐的3天”，和平二字除了显而易见的反战之意，还藏着对政府和当地居民承诺，不会在音乐节期间发生暴力事件的承诺—这一承诺得到兑现。然而不到4个月后，
肥皂泡
1969年，5月里席卷美国的学生反战运动，包括要求学生正装去食堂就餐的哈佛在内，学生占领了校园，让老师“滚你妈的蛋”；6月底，纽约格林威治村的同性恋聚所，石墙酒吧外，同性恋者和警察间发生了一系列暴力冲突，这次反抗运动被称作“石墙骚乱”，被认为是美国乃至世界现代同性恋权利运动的起点。这都是激进青年们从反对变为反抗，由静坐改为上街的证据。
无疑，伍德斯托克不属于政治意义上的直接反抗，它是一场青年们集体避世式狂欢，性、毒品和摇滚乐是其主要手段，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在这个虚幻的乌托邦村庄里实现了3天，每个人的自我都得到无限放纵，同时也得到了最大程度的认同，这种快活近乎歇斯底里。伍德斯托克形式上的极端性与其核心处的虚无主义相辅相成，它看似庆祝，实是葬礼，位于整个上世纪60年代以青年意识为首的美国公众意识变迁的尽头，拉起了一条美国社会道德、习俗、价值观革命的终点线，事情无法变得更激进，青年也就不能跑得更远。
由此，以伍德斯托克为榜样的一切后来的大型音乐节，包括被命名为伍德斯托克第N届，也包括中国一年多过一年的音乐节在内，或许场面更大、大牌音乐家更多，它们的意义和影响力都不能跟其原型相提并论。当今音乐节的核心目的是商业，宣传的首要之物是音乐家的数量和名气，这都与伍德斯托克不符，伍德斯托克的宣传口号是：“去伍德斯托克，在那里你可以为所欲为，无人打扰。”它简直与音乐节毫无关系，但在这个年代却具备难以想象的吸引力。
在对这个世界极端失望且无从解决时，避世或许是一个办法，它不像自杀或革命那样需要勇气，但它需要一个有吉米.亨德里克斯的舞台，需要有45万人陪在你身边。若伍德斯托克真是乌托邦，那乌托邦皆如肥皂泡一般。音乐节结束后，嬉皮们各回各家，成为雅皮、牧师、政要、歌手或油漆匠，无论他们将流在血液中的（上世纪）60年代青年意识深埋或传播开来，那场到处飘着大麻香气、女孩将泥浆涂满赤裸的乳房，有一只白鸽停在吉他把上的大聚会，已和他所有的梦境混淆在一起。
作者系知名乐评人，文中小标题系编者加注
专题文章 只有一次，音乐拯救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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