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地带”革命，成败端看机缘

2010-09-22 23:09:41

来源: 时代在线网

毛泽东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他一直毫不动摇地为中共革命夺权的成功着想，对苏联的意见始终坚持有利则顺势发挥，不利则巧为应付，绝不跟着莫斯科的指挥棒转。这也是毛泽东之于中共革命的意义。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共产党能否走到它的1949？偶然性对于历史进程的影响，于此亦可见一斑。

胡唐

但凡接触过一点马列，对于“外因/内因”“偶然/必然”这类概念（也可以说是分析框架）都不陌生。按照教科书里的标准说法：事物的内部矛盾为事物发展的内因，事物的外部矛盾为事物发展的外因。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据，是第一位的原因；外因是事物发展的外部条件，是第二位的原因；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必然是事物联系和发展中一定发生的的趋势，偶然是事物联系和发展中不确定的趋势。两者对立，是事物发展的两种不同趋向；两者又统一，必然通过大量的偶然为自己开辟道路，偶然是必然的表现形式和补充；二者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听起来有点玄乎，用起来也就有点迷糊，分析具体问题时往往做不到那么“辨证”，而是容易过于强调内因和必然，甚至沦为“唯意志论”，“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这在内地出版的“中国革命史”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谓予不信，就请翻翻通行的历史教材，可能史料有增删话语有翻新，但结论一仍其旧。

当然，历史教材不是历史撰述的全部，想读立场更为客观的史书亦非难事。仅以所谓“中国现代史”（1919—1949）来说，杨奎松先生的几部著作就不失为比较好的选择。2008年的《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一书尽可能地运用了国民党方面的史料来展示国民党对共产党政策形成和变化的过程，让人们对国共关系的认识更为均衡全面；今年推出的《“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一如本书副题所言，则是把中共革命的缘起、推进、挫折以及成功纳入国（党）际互动的视野进行解读，从而说明中共革命的成功其实与国际局势的变化干系甚大，很多时候都是不以中共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正像作者在本书再版序中所说：“历史的演进实在太过复杂了，少了任何一种因素恐怕都构不成为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历史。有时，我们必须承认……在任何一个革命时代，偶然性永远都会起着戏剧性的作用，并因此成为总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关键因素。”“历史上的那些成功者实在是太过幸运了。在那样长的历史进程当中，一步踏错，或某一个事件没有发生，或发生得太早或太晚，历史可能都是另外一种结局了。”虽然现在早已不是狂热崇拜政治领袖的时代，但对这段历史的认识未必已很客观公允，因而这本“旧书”（1991初版，今次修订再版）还是颇值一读。如果能与《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杨奎松著，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和《中苏关系史纲》（新华出版社2007年版）的第一卷（1917—1949，杨奎松撰稿）对照着读，也许效果更好。

所谓“中间地带”的革命，原本出自毛泽东的说法。1946年8月6日，毛在回答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关于美国是否可能举行反苏战争的问题时说：“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美国人民和一切受到美国侵略威胁的国家的人民，应当团结起来，反对美国反动派及其在各国的走狗的进攻。”（毛选第四卷）这里提到的“美国反动派及其在各国的走狗”就包括统治中国的国民党，“中间地带”的革命也就是共产党在美苏两国中间的缓冲地带反对国民党的革命。当然，若忽略这个说法的特定背景，就可以将其理解为中共在国际背景下进行的革命，时间不限于抗战结束之后，地域也不限于美苏之间（从中共建党到新中国成立的近三十年时间，就对中国的影响而言，美苏两国自不必说，日本也不能低估，所谓“感谢日本侵略”的说法即为明证，并且早期主要是苏日对抗而非苏美较量），这应该是作者以此来为本书命名的用意（因为毛的这个说法并非对中共革命史的整体认识），也是作者进行历史叙事的独特视角。

其实，单就历史事实来说，基本并不存在一个可供中共在一定程度上自由发挥的“中间地带”。由于“以俄为师”，更重要的是离不开苏俄的援助，中共从诞生—苏俄输出革命的结果—那天起，中经北伐、暴动、抗日，其一举一动几乎都受到苏俄及其主导的共产国际的左右（只有上世纪40年代初的几年一度与苏联中断联系），而早期干脆就是“奉（苏俄及共产国际之）旨”革命，但失败了却要台前的中共领导人“背黑锅”。比如作为中共的第一代领袖，陈独秀不乏真知灼见或标新立异之处，但他无论对错都得服从莫斯科的指令，包括承担本应由莫斯科来承担的革命失败的责任。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公开打出了“苏维埃”革命的旗号，走上了全盘苏化的道路。一切都由莫斯科说了算，结果使党内教条主义盛行，自身“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日本在这个时候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苏联由此改变策略。战后，我党力量已非吴下阿蒙，但仍旧不能放开手脚“我的地盘我做主”。日本战败后，毛泽东原想就近拿下华北、华东，但苏联却与美国商定长城以内归美国，且做出了战后东北的援助只给国民党的决定。眼看中国只能走进“和平民主新阶段”了，我党也已经准备交出军队、派人参与联合政府了，谁知美苏冷战大幕拉开，中共革命的地位骤然上升而重获苏联支持，加上国民党的不堪造就，这才将中国收入囊中。成败不由自己，起伏端看美苏，以至连毛泽东自己都感叹：“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有什么办法？”（本书540页）好在，他是历史的胜者。

大国主导的国际形势变幻莫测，充分说明意识形态并非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固守不易，这种一切服从利益需要的做法在苏联身上表现尤甚。它既可以为了对抗日本而一度不支持国民政府北伐，也可以为了对付德国而与日本签订妥协条约，更不用说为了抗击法西斯而与日后的对手美国结盟。换句话说，革命者固然要有自己的理念，但也要懂得采取灵活的策略，以因应特定的形势，此即革命者的“道术势”。其实，举凡欲成大事者，都能为了理想或伸或屈，以至于其奉行的理念有时显得模糊不清。

孙中山为了重起革命炉灶，虽然坚决不同意在中国推行共产主义，但依然与苏俄合作，全面效法俄共，欲造“党民”、“党军”和“党国”，并接纳中国共产党与之一道革命。借助苏俄提携崛起的蒋介石，曾亲赴苏俄考察，宣称自己最革命，一度被认为是国民党中被“赤化”最深的领导人。其所以如此，显然也不是基于对共产主义理念的信仰，而是明白当时必须借重苏俄的援助才有出头之日。当其对苏俄和中共产生了猜疑和忌惮，并得到英美支持的承诺后，便毅然甩开了苏俄，走上“分共”“反共”之路。可见，孙、蒋之亲俄并非出于感情认同，而是为了苏俄的援助。

1944年5、6月间，基于国民党在河南战场上的溃败，毛泽东宣称事实上共产党的力量要强过国民党，如果对日反攻非用我们不可，罗斯福很可能会选择共产党，直接援助共产党，那样我们就会变成铁托（南斯拉夫共产党取得了英国的援助）。同年6月14日，毛泽东又为《解放日报》撰写纪念联合国日的社论，希望正在来华访问的美国副总统华莱士等能够帮助中国人民解决团结与民主的问题，借以克服中国正面战场存在的危机。7月22日，美国第一个正式的官方性质的机构——美国军事观察组来到中共中央驻地延安，毛泽东在其起草的欢迎美军观察组的社论中，把美军观察组来到延安称作“中国抗战以来最令人兴奋的一件大事”。毛泽东还告诉美国外交官谢伟思：“美国会发现我们比国民党更加容易合作。我们并不害怕民主的美国影响，我们欢迎它。”

毛泽东和中共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亲美”言论，乃是看到美国对国民党军事溃败和政治腐败的极度不满而对共产党却有良好的印象，于是借机争取在与国民党较量中的优势，包括美国的承认和援助，就像南斯拉夫已经做到的那样。正如作者所说：“中共中央这时的策略手法已经运用得十分娴熟，它的一切政策都是建立是否有利于自身利益的基础上，完全不受意识形态的束缚。它认定，凡符合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革命利益或适应其要求者，都是好的；凡不符合这一利益或不符合这一要求者，都是不好的。”（本书445页）

“没有永恒的朋友和敌人，而只有永恒的利益。”这个道理并不是只有丘吉尔才明了的。换成我党的说法就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对最反动分子各个击破”。事实上，毛泽东一心想为中共革命寻找到一种自主运作、发挥和创意的空间，取得特殊的地位和发言权。毛泽东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他一直毫不动摇地为我党革命夺权的成功着想，对苏联的意见始终坚持有利则顺势发挥，不利则巧为应付，绝不跟着莫斯科的指挥棒转。这也是毛泽东之于我党革命的意义所在。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共多半走不到它的1949。偶然性对于历史进程的影响，于此亦可见一斑。

《“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
杨奎松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0年5月版
554页，54元

《失去的机会？—抗战前后国共谈判实录》
杨奎松著
新星出版社
2010年6月版
363页，3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