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粤商转型:从跟随到引领
“商帮”既是对一个区域的民营资本集团的统称,又是一个商业文化的概念。历代商帮命运跌宕起伏,多数商帮受制于自身与时代局限而成为历史的产物,为何粤商却一直延续至今?
时代周报记者 陆璐 发自广州
“与中原文化不同,岭南文化更注重实际、讲究实利,并不认为对物质利益的欲望是可耻的,并倡导‘经世致用’,这对于培养粤商敬业务实的职业精神可谓大有裨益,正是这种岭南文化传统熏陶了一代代粤商,保障了粤商不断演绎历经磨难而不断代,游历海外而不衰落的传奇。”
在写作《粤商组织演化路径及其动力分析—兼论粤商的传承与发展》一文中,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粤商研究中心主任申明浩在岭南文化和粤商组织演化之间找到了某种联系,尽管并非是全部。按照王俞观《中国商帮600年》里的说法,“商帮”既是对一个区域的民营资本集团的统称,又是一个商业文化的概念。历代商帮命运跌宕起伏,多数商帮受制于自身与时代局限而成为历史的产物,为何粤商却一直延续至今?
转型,作为一个命题一直贯穿其中,并在某种程度上和粤商文化性格互为表里,相互促进。在申明浩看来,贸易传统和历次转型危机强化了粤商开放务实的文化性格:促其始终和海外市场保持联系,极盛时扩张海外经营,内部环境恶劣时转向海外寻求一线生机。但如今,这种文化特质正在成为某种程度上的转型障碍,而粤商当下正在经历的这次转型,却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显得更加重要。
四次重大转型
时代周报:和中国历史上其他几支商帮相比,粤商是比较特殊且延续时间最长的一支,这其中转型所起到的作用非常重要。在你看来,从明朝中叶粤商正式作为一个商帮出现之后,至今它一共经历了哪几次影响其命运走向的大转型?
申明浩:粤商在历史上一共有五次比较大的转型。第一次是清朝乾隆年间的“一口通商”制度,广州在政府层面获得了一个特许经营权,这实质上催生了以十三行为代表的粤商成为垄断中国对外贸易的商帮。外国人到中国经商必须经过十三行,以致粤海关上交清政府国库的税收占当时全国一半以上。实际上当时广东已经接触到工业革命后很多外国的新业态,比中国其他地方更开放,这是粤商面临的第一次机遇。尽管自古以来做贸易为主,但广东的顶峰是在十三行时期。
第二次是鸦片战争之后,“五口通商”打破了广州的垄断,十三行因为其他的原因也开始衰落,但是粤商却开始越做越强。因为随着民族工商业的兴起,他们不仅做贸易,还开始涉足纺织厂、船厂等现代工商业。粤商在中国率先建立民族工商业资本,以至于对后来的洋务运动都有一定奠基性作用。
第三次是1949年以后完成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大陆商业进入相对低迷的时期,但是粤商的历史没有断,相反还在海外尤其是香港、东南亚地区迎来一个发展高峰。因为实施工商业改造时,实际有一些大陆资本去了海外,在香港、澳门、东南亚等地仍然有市场经济,粤商在那里接触到一些英美大型跨国公司,这些跨国公司积累了比较丰富的先进管理经验和管理体系。当时崛起的亚洲“四小龙”实际上都是华人社会,而且以港台的工商业为主。香港作为一个自由港带来的贸易和资本高度自由化使得在港粤商的外向度更高了,和西方世界也更容易接轨。后来香港成为国际金融中心正是得益于这样的环境。
第四次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加工贸易为主要业态兴起的世界工厂产业集群率先在珠三角兴起,为我国成为世界贸易大国和制造大国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开端。但在改革开放之初,政策要搞活市场经济,当时大的跨国公司都持观望态度,因为不清楚这个政策的真假和究竟能持续多久。这时香港的粤商最先响应,因为他们和广东同宗同源,并且沾亲带故,所以内地的改革开放是香港人来投资的,当时的香港资本几乎倾巢而出全部到了珠三角,使这里成为世界工厂,这是一个粤商海内外联动的转型过程。一直到现在,来自香港的投资仍然占广东投资的一半以上,当然其中有些是经过香港的外资。
一体两面:开放和务实
时代周报:粤商第二次转型时期,广州“一口通商”制度被多个通商口岸取代以后,晋商、徽商等传统商帮相继没落并退出历史舞台,为什么粤商却越做越强?
申明浩:粤商能一直延续下来不断代,得益于其最明显的一个特点是它的对外性比较强。从秦汉起,这里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发源地。当时中原商人通过路上丝绸之路去到欧洲后发现我们的商品已经在那里了,其实就是通过海上贸易过去的。从海上丝绸之路到十三行,再到后来做全球加工贸易中的某一个环节,粤商从来都是做全球市场的生意,而不仅仅局限于国内或区域市场。这实际也为它持续经营和走强奠定了非常好的全球市场基础。晋商等一些商帮只做国内市场,后来因为政治经济社会动荡和变革就衰落下去了,但粤商很好避免了这点,因为他们主要看全球市场。
时代周报:你在论文《粤商转型与可持续发展》中指出,作为一个特定群体的粤商文化性格中既有包容开放的一面,但粤商文化又是一种具有浓重传统色彩的文化。家族企业的管理模式是不是这种文化构成复杂性的一个重要表现?
申明浩:用人方面善用亲信、家族人员的倾向,这其实是中国企业都存在的问题。一方面是因为企业治理环境还不够健全、职业经理人市场没有完善,我相信随着治理环境的健全,更多企业家会有用职业经理人的转变趋势,美的集团就是这方面很好的典范。粤商家族企业有保守的一面,但也有开放的一面,有些在更多接触到国外家族企业的一些经验和案例后,已经有了越来越多的学习和借鉴。当小孩对家族事业没有兴趣接班,他们也必须去开拓职业经理人来接管企业。
相比浙商而言,粤商文化性格中相对不足的另一面是更加务实和实用主义,对“有没有用”非常看重。但由于人的认知有局限,“有没有用”可能短期看不出来,所以粤商和政界、学界、科技领域等各界的接触不如浙商和苏商那么多,跨界的知识共享性,使得目前以阿里为代表的浙商在新业态开创方面似乎走得更加稳健。新的业态都在浙江出现,这和他们的跨界思维有关系。而过于实用主义可能更多导致短期行为,对一些长远的战略格局性变化可能没那么敏锐,就会错失很多重大机遇。
时代周报:这种“重实用主义”的文化性格在历史中是怎样形成的?
申明浩:粤商作为一个商帮从历史上走来,这和他们以贸易起家、贸易和商业一直作为根本有一定关系。因为贸易实质是价值的交换,是一种中介服务,并没有参与实际产业的演变过程。工业革命往往在实业中爆发,而不在这里爆发。这和香港比较相似,它是一个商业自由港,而不是一个技术革命的策源地。香港这些年的发展不如以前势头好,因为它的商业资本是趋利的,就是要快速变现,而高科技等很多技术革命领域是需要时间和风险资本、需要等待和孵化,商业投机性非常强的资本不愿参与。总体而言,全国商帮都有这个特点,但广东的商业模式更加多样化,对现代金融工具的多样化运用更加成熟,所以更加容易脱实向虚。不过,制造业一直是广东立省的基础,怎么让这些资本更多进入制造业进行产业升级技术升级而不是房地产,是广东未来要注意的一个问题。
新挑战的本质性不同
时代周报:你在相关论文中指出,粤商尽管在中国经济史和世界贸易史的贡献令人瞩目,但当下粤商正在经历一场新的成长困境和转型。这一次转型和前四次相比有何不同?
申明浩:相比历史上粤商的前四次转型,第五次转型是现在进行时,就是产业升级。以前主要做世界工厂贸易代工,现在要做品牌、技术、研发。要求产业形态向以华为、腾讯等为代表的新型业态和更高层产业迈进。
这一次和前四次有一个非常本质的不同。以前我们都是跟随式学习西方,只要把西方的引进来再消化吸收就可以,包括工业、百货等其他加工贸易都是如此。而且前四次西方市场和消费在主导我们的产业。但这一次的转型不同,因为我们的消费市场已经崛起,人均GDP已比较高,全国是8000美元/人,珠三角地区是16000美元/人,中国的中产阶级有1.2亿人口,接近美国1.5亿人口的水平,所以消费水平在提升,因此对我们产业标准、产品质量的要求也在提升。市场和消费能力崛起后,中国开始能够支配一些全球的生产要素了,这是和以前最大的不同。这时最大的挑战是,我们不仅要模仿学习,还要求创设自己的规则和道路,这需要创新引领。所以这一次转型至关重要,对于未来中国能不能站在全球世界产业链的高端是非常关键的时期。
时代周报:这一次至关重要的转型,对粤商提出的新挑战是什么?
申明浩:实际上,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暴露出的粤商转型瓶颈和困境开始越来越多。广东人文化特质中低调务实的一面,形成广东企业比较注重企业本身经营,不会有夸大化等不实风格,这也是广东企业能一步步走到今天没有出现大的风险的原因之一。但恰是低调务实这个特点,在某些方面会影响企业战略,导致他们对全球产业格局的把握有时还不如北方的商帮,格局有时不够大,导致在全球产业发生动荡或者全球经贸形势发生变化时,粤商的转型显得相对被动。
很多粤企在2008年之前日子稍微好过的时候,还在想着怎么扩大生产线多雇几个工人,没有看到世界产业结构正在发生变化,未来是机器换人的时代。金融危机以后,很多企业才不得不开始转型,经营战略发生重大转折,开始机器换人、搞技术升级,这是我们观察到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并且在专业镇经济中体现得最为明显。总体而言,如果不仅仅满足于赚一点辛苦钱的心态,立志向产业链更高端攀升,主动对变革作出反应,粤商群体将继续对全国商帮形成正向影响。
时代周报:针对粤商企业存在战略、制度化管理和文化相对落后的局面,你在论文《粤商传承与走向:一个综述与引申》中指出,粤商要完成在今后发展中的突破,必须实现从创业家到管理家和企业家的两个重要转变。这点如何理解?
申明浩:创业家是典型的市场机会寻求者,更多是对市场创业机会的捕捉,其他方面不会涉及太多。但当企业初创成功进入发展期,就需要管理的才能,需要思考把企业怎样做得规范,实现在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但真正要成为一个企业家,就要有战略理想和远见。伟大的公司必定有伟大的理想,微软的理想是“每个人的桌面上都放一台手提电脑”,谷歌是“搜尽天下所有的信息”,他们对产业都有一个远大的洞见和格局。企业家精神应该致力于改变行业生产方式,而不只是经商赚钱这样功利的目标,或者管理这种很专业的局部行为。
总体而言,当企业经历了规范管理的阶段后,就要成为一个有使命感召的事业。从这个层面上说,从创业家到管理家、企业家身份的转变,其实也是企业从创业到守业再到做事业的阶段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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