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佳案后的上海警与民
有影响还是没影响?
家住上海市普陀区宜川新村的
上海市社会学会会长邓伟志则是以一个略带喜剧色彩的故事,开始了他的描述和分析:在他居住的小区,某日,一位老太猛然发现家中赫然盘踞着一条不小的蛇,老太惊慌失措,仓促间记起了110。电话拨后无多时,就有警员上门,可是那条蛇却钻入墙洞内,隐匿不见。警员将老太扶出门去,暂时安顿,折返街上找来一名驱蛇人,燃起烟火,将蛇熏出捕获。老太感激万分,送走警员和捕蛇人。不想,没过多久,警员再次上门,这回递给老太几十元钱,说是将蛇卖给饭店所得。邓伟志以这个故事,证明上海警察的良好素质。邓老还说,据他观察,自杨佳案后,上海警察加强了对自身的约束,盘查可疑人等时情绪更为克制。
然而,记者在采访诸多警员时,他们似乎都并不认为杨佳案对自己有太大的影响。有位警员说:“不会影响到日常的工作状态,过去是怎样,现在还是怎样。”还有一位警员说:“好像没什么影响。一开始议论这个事情的人挺多,没多久就没什么人再提这个事情了,因为平时的工作太忙,根本没什么时间闲聊,还是像原先一样工作。该受伤的还是受伤,该抓人的还是抓人。”
民众的感觉和专家的分析与警员们自身的表述有了不小的分歧,这是颇可耐人寻味的。长期从事警务教育的
影响确实是有,据记者了解,目前某些警员为了避免误会和诬栽,在执法时随身携带录音笔,万一有所纠纷,现场录音可作为一种有力的证据。
应激反应后的整改
猝不及防的杨佳案,震动了全国,也给上海闸北警方带来了无可挽回的警员生命损失。创伤之后的警方,自然有了强烈的应激反应。血案发生后,闸北分局各入口的安全保卫人员从一人增加到三人,停车点设置了至少三个安保巡查人员,以防不测。头盔、警棍、白手套成为安保“标准配备”。此外,闸北分局还添置了电子防爆升降门,并开始推行严格的访客登记流程,访客若要进入闸北公安分局,除了需提供身份证件外,进楼、出楼都需有警方内部受访者引进、送出。文职警员办公区更是成为“重点保护对象”,入口处安装了电子进出识别系统,进出者都需刷卡识别。
加强防备的并非仅限于闸北警方。据记者了解,袭警案后,上海市所有分局和基层派出所全部安装了电子门禁系统,需刷卡才能进入。“以前没有的都装了,过去形同虚设的,现在也都派上用场了。我们所里原先不太牢固的木门,现在重新装了很厚的防盗门。”浦东新区一位民警告诉记者。“分局的两扇大门都有保安看守,并对外来人员出入进行登记。这以前是没有的。”
如同人的身体遭遇疼痛,最初的肌肉收缩过后,血液还是要照常循环,机体还是要正常工作。警方受创的应激反应过后,该执法还是执法,该服务还应服务。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上海警方推出了不少整改的举措。
7月底,在闸北区公安队伍建设暨政风建设大会上,区委常委、区公安分局局长童永正表示,要处理好三大关系:一是方便群众和提高警惕的关系;二是依法管理、严打犯罪与文明执勤、规范办案的关系;三是关爱干警和严处违规的关系。
一系列的座谈会召开,社会各界人士被邀请来,为创建和谐警民关系出谋划策:
实际行动在推进
10月中旬,上海市公安局传出消息,将邀请80余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离退休干部、专家学者、基层群众及警风警纪监督员全程参与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
加强社区和农村警务机制,是警方下半年的重要工作。据悉,上海市公安机关目前已因地制宜建立了1898个警务室、2066个社区民警工作点,以及流动警务车、网上警务室等社区和农村警务工作新平台,建成了包括运作规范、警力配备、工作平台在内的警务机制框架。
记者在闸北区采访了解到,其实警方内部有相当多的“紧箍咒”加之于着警服者。譬如,社区民警每周5个工作日,必须有4个半天下到里弄、居委,接待群众,解决纠纷。每周有半天时间,从市局到区局,再到各个派出所,均有领导参与窗口接待,民众反映的事情都会登记在册,在规定时限内“一定要有结果”。社区若发生严重纠纷,除110出警外,社区民警必须立即到场,负责解决,深更半夜概莫能外。不过,“有些事情我们只做不说,不想对外界多宣传,否则,就像以前对公众承诺‘有困难,找民警’,确实为民众解决了不少困难,但也让警方陷入了相当多的非警务活动,大大掣肘了警力。”一位民警告诉记者。
“当然,警方也不是万能的,也要严格执行国家政策。”这位民警也希求民众的理解。不少群众因为办户口等事宜,和派出所闹得不大愉快,主要是他们不了解相关政策。“这要请他们多多体恤,警民关系要靠双方的努力。”
某日,派出所的接待窗口前,一位中年女性来此反映家庭暴力问题,隔着带有栏杆的玻璃窗口,接待民警态度和蔼,细语劝解。上海警察的外在形象、语言措辞、行为态度是堪称文明,有一定的修养,这是不少人共同的看法,但,从事警务教育的
杨佳案发生后,律师杜跃平发现,警方确实有所改变,至少在表面的态度上缓和温良不少,但在实际关节点上,他觉得仍未有实质性的“变脸”,“和百姓联络还不够。比如,一个案子按规定应什么时候办完,要说清楚。我有一个当事人,立案已经两年,拖到现在仍没有结论。当事人去法院起诉,法院也不能受理,说仍在公安调查阶段。这样的事情要对当事人有个交待。”
在复旦大学做访问学者的纽约城市大学研究院教授邝治中先生认为,警察与民众的矛盾全世界皆然,警察往往会冒失地逾越自己的权限,侵犯他人的权利,这就需要一套独立、完善的法制制度来加以约束,如此,才有可能减少警民纠葛,建立和谐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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