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门的自杀干预热线

公开数据显示，全球每年100多万人死于自杀，我国自杀人数高达20多万，占全球自杀人数的四分之一，有动机没死成的多达200多万。仿佛和预想的并不太一样，在24热线开通的这将近一年的时

本报记者 张蕊 发自北京

林昆辉的目标是到明年年底，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要开通希望24小时（以下简称希望24）热线，要用“电话串起中国自杀干预热线的第一道防线”。

希望24是全国第一条由民间力量成立的心理危机干预热线，旨在有人有严重的心理问题或者想自杀的时候，能够拨打这条热线，电话那端的接线员会帮助求助者疏导情绪，打消其自杀的想法，因此很多人都把希望24称之为自杀干预热线。

林昆辉是希望24的创始人，也是台湾自杀防治协会秘书长。他计划从今年12月3日起，在北京、河南、河北、吉林、深圳五地同时开通统一的“4001619995”，届时会有12条热线，1000余名志愿者为希望24小时服务。

那一天，挂靠在中国心理干预协会下面的中国心理干预协会心理危机干预专业委员会也将成立。这是为希望24而成立的专业委员会，对于希望24来说，无疑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如何让更多的人知道热线

对林昆辉来说，成立希望24热线，原本不在他的人生规划之内。彼时，林昆辉总会受邀前来大陆作有关心理干预方面的学术报告。第一次来作报告的时候，他问大陆每年自杀的人数有多少。当他知道这一数字是30万-60万的时候。“台湾那么少的人数，都让我和数以千计的志愿者忙得焦头烂额，这么多的人，可如何是好。”

面对如此庞大的数字，林昆辉觉得很纠结：“这和我有没有关系？这和我有没有关系？”每次问完，他都没有答案。这样的情形一直持续到了2011年夏天的那个晚上。

当晚，林昆辉来到上海外滩的黄浦江边，看着繁华的都市，又一次问自己，“这和我有没有关系？”这次问完，他觉察到了自己的内心的挣扎，良久，他告诉自己：“这就是我的事情。”有了这个决定，林昆辉终于不再纠结，他马上开始考虑，要用什么样的形式来拯救那些处于自杀边缘的人。

“或许可以送一条自杀干预热线给上海。”林昆辉计划将台湾自杀热线的模式引进上海，并给这条热线起名为“希望24热线”。2011年9月1日，希望24热线发布招募志愿者公告。2012年12月3日，上海希望24热线正式开通。

仿佛和预想的并不太一样，在24热线开通的这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打进热线的人数并不多。今年1-9月，希望24热线一共接到了2440位求助者打来的电话，平均一天的热线数量还不到10个。电话数量最多的1月份，达到477个，而最少的2月份，只有177个，平均一天6个电话，而这背后是由125名志愿者24小时轮流值守的热线，在数量上确实有些少。

林昆辉把这个原因归结于热线太少，覆盖面不广。他坚持认为，热线多了，志愿者多了，电话也自然就会多起来。因此，他有了要把希望24热线升级为全国性热线的想法。

心理专家董如峰则认为，电话少和寻求干预的群体有关系。目前为止，很多人都还没有意识和习惯，甚至不知道在自己遇到危机的时候可以去打危机干预热线。他说，其实和宣传也有关系，宣传是为了能让大家知道有这样一个热线，电话号码是多少，最重要的是能让大家知道这个热线能帮自己做些什么。

董如峰提到的问题，也是希望24热线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那就是如何让更多的人知道这条热线，并能在需要帮助的时候打进电话寻求帮助。

公开数据显示，全球每年100多万人死于自杀，我国自杀人数高达20多万，占全球自杀人数的四分之一。不仅如此，有动机没死成的，多达200多万。从年龄分布看，从青春期到成年早期占多数，也就是说十五六岁到三十五六岁是自杀的高危人群。

作为一名心理专家，张义川认为，自杀的人群中，有一部分是冲动行为，这种行为很难抑制，爆发太快，即使有热线，估计也不会打热线寻求帮助，所以自杀热线对这部分人的拯救效果是有限的，只能通过前期的生命观教育来帮助他，“生命观教育很重要。”

央视心理访谈节目前主持人张小琴对此有着不同的看法，她表示，在人们的看法当中，还是认为自杀是一件不幸的事情，就是当事人的家属也认为自杀是一件让人羞耻的事情，如果谁家有人自杀，整个家族都会觉得耻辱，而这个事情也会成为这一个家族的禁忌，“没有人会拿出来讲”。

自杀干预热线确实能帮助很多人，但张小琴认为自杀干预应该实行更主动的帮助。比如通过QQ群、微信群等公共聊天工具过滤敏感词，她说她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情，就是几年前有两个小孩，相约去外地自杀，一个去了，一个没有去。当时他们两个就在一个QQ群里讨论了这个事情，如果有关部门能够过滤到相关的关键词，那么就能有相应的志愿者介入，慢慢地去引导他们。

在董如峰看来，国家对于心理健康这一块并不重视，虽然越来越多的重大事故中都提到了心理干预这个词，但真正落实的东西还太少，“以心理咨询为例，在申请公司的时候不可能在营业执照上写心理咨询这个业务范围，只能含糊地写一个咨询服务。”

可以看到的是，宣传的不到位，政府的不重视，都是目前的自杀干预热线所面临的极其严峻的问题。

接线员需要统一的行业标准

韩霖是北京希望24的志愿者负责人，在此之前，他一直在做大学生心理筛查的工作，经过多年积累，韩霖发现，大学生的心理问题应该受到重视。尽管每次筛查后，韩霖及其团队都会根据筛查的结果给学校给出相应的建议，比如有伤人伤己、被动攻击等倾向的，就建议他们通过其他途径和方法去释放，但近年来，大学生中有心理问题人数的比例是越来越高，这让韩霖也开始考虑，要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才能更好地帮助这类人群，“我其实也想设立一条咨询热线，但是否要24小时，当时让我困扰了很久。”

今年7月，韩霖参加了中国心理学大会，在这个会议上，他听到了林昆辉的讲座，当林昆辉讲到上海希望24的时候，韩霖的眼睛亮了，接着他又听到林昆辉要在北京也开设同样的热线—这与他之前的想法不谋而合。

散会后，他找到了林昆辉，谈了自己的想法，很快，两个人就达成了共识—北京希望24的开设由韩霖来负责，而林昆辉唯一的要求就是志愿者招募得越多越好。

韩霖满怀信心地想大干一场，可往后的发展却让他有了些顾虑，前期的200名志愿者倒是很快就招募够了，但是培训的地点却让韩霖犯了难，这么多的人，要找一个足够宽敞又不太贵的地方真是不太容易。

最后好不容易通过自己的努力解决了这件事情，然而培训完的志愿者又面临着流失的问题，“志愿者的流失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很多人从一开始就不是奔着接电话，而是学习来的。”从开始就在参与北京希望24创办的志愿者叶丹说。

这让韩霖又有了新的担忧，那就是志愿者不够，技能掌握得不好，接线质量如何保证。 “人多，素质会层次不齐。” 志愿者的前期培训也就成为了希望24开线的重中之重，韩霖很希望能有更多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来完成这个事情。

这同样也是董如峰担心的问题，危机干预热线对接线员的要求很高，这需要接线员有比较扎实的心理基础和过硬的心理危机干预的技术，还要经过专业的训练，才能进行危机干预。

“听起来挺简单，但实际操作起来还是挺复杂。接线员接到电话后，在很短的时间内，要能确定求助者的问题，还要辨别，这个问题是不是属于危机干预。确定，才能开始危机干预，这意味着，接线员有简单的心理学知识还不够，还需要有许多的相关知识做辅助。”

董如峰说，国家目前对心理咨询师的准入门槛比较低，很多人并没有系统地学习过心理学，只是速成了一个心理咨询师的资格。这样的接线员在最初接线的时候肯定会比较慌乱，“不经历不知道，电话这端有人说要自杀，对接电话的人本身就是一种压力。”

“自杀干预热线的心理工作者，自身的心理健康要重视。”张义川称，自杀干预热线接电话的流程需要规范，不能不同的接线员接听同一求助者的电话，给出的观点都不一样，这会让求助者不知道该怎么办，“需要一个行业标准，比如接电话的统一的回答等。”

政府应该给予更多的支持

在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官方网站上，公布了国内服务机构设立的55条心理热线与危机干预热线。其中，由精神卫生机构开办的有18条，涵盖12个省（区、市）。热线均为收费电话，收费标准均按正常通话费用计算。北京、四川、江苏、杭州、沈阳5个省市的热线，工作时间明确标注为24小时。

但实际情况却是，这18条热线中，很多都已经成为了空号，错号，24小时能打通的仅有北京和沈阳两个地方。

北京热线的开通是2002年底，隶属于北京市回龙观医院的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的心理援助热线，也是免费为市民提供24小时热线心理危机干预服务。

目前全国的自杀干预热线很少，和国内健康观念很有关系，目前国内对心理健康比较忽视，“现在是不舒服找医生、找医院，很少有人会归咎于心理方面的原因。”张义川称。

与希望24不同的是，这条心理援助热线是官办热线，其经费绝大多数来自于政府和医院，而希望24的经费，目前仅是林昆辉和各地热线负责人在自行支付。

“我们现在还没有正式地注册成功，所以还不能合法地接受企业或者个人的捐助。”林昆辉说，现在，希望24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找到合适的挂靠单位，因此也就没办法注册NGO，林昆辉不愿意将资金“不透明”的麻烦带给希望24，因此前期的费用只能由他和各地的团队来自行承担。

既然已经有一条热线，为什么还要花费精力在北京开通希望24，对此林昆辉的解释是，大陆由心理危机干预中心等政府机构开设的热线，其热线咨询员一般由机构职工或外聘人员担任。但“希望24”的热线咨询师则全部由无薪招募的志愿者担任。“相对于国家工作人员，志愿者的工作热情肯定会高很多。”

最让林昆辉自豪的是，如今的希望24，不管是排班，还是上线，基本上都是志愿者在管理志愿者，机构的行政人员根本不用插手这些事情，林昆辉说，每个希望24的中心都将会设有8个团部，这些团部的也全部将由志愿者自己进行管理。

“未来，我们不仅要招募大量志愿者担任热线咨询员，还面向全国招募宣讲员，这些宣讲员将直接面对老人、抑郁症患者等高危群体，并经常在小区、机关、社团、企业、地铁等场所进行免费宣讲。”林昆辉说道。

有专家指出，如果没有政府的帮助，仅靠热线挽救高危自杀者的生命，难度非常大。目前我国政府介入程度非常低，这就导致了热线的干预程度也比较初级。

张小琴称，政府应该给予这样的公益组织相应的政策支持，比如说在注册，让这样的机构成立起来更容易一些，不要手续太繁琐，也给志愿者更大的空间，“很多人其实愿意做这样的事情，但没有相应的环境的支持，也制约了大家做公益的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