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世纪红旗渠大修

2011年7月8日，中央水利工作会议召开，强调要把农田水利建设作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任务。在此背景下，林州的“三年水利大会战”应运而生。这一计划最主要的内容就是重修红旗渠，为此林州将拿出5%的市财政收入、10%的土地出让金和不低于10%的乡级财力作为这一计划的资金来源。

本报记者 张蕊 发自河南林州

“红旗渠终于开始整修了。”这是见到记者，张买江说的第一句话。这个当年被称为红旗渠“小老虎”的特级劳模，最近心情很不错，从知道修渠的消息后一直在“摩拳擦掌”，准备再“大干”一场，“现在我去修渠，我照样还是当年的‘小老虎’！而且我能比当年干得更好，你信不？”他问记者。说这些话的时候，身材瘦削的花甲老人神情激动，站得笔直，眼睛亮亮的，充满了期盼和憧憬。

2011年7月8日，中央水利工作会议召开，强调要把农田水利建设作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任务。就在这次最高层会议召开4天以后，河南林州就举行了“珍爱生命线，重修红旗渠”水利建设三年大会战动员大会。

会上宣布，在未来的3年内，林州市委市政府将拿出9.7个亿，重修红旗渠。现任林州市委书记郑中华也表态：要用3年的时间筹资2.6亿整修红旗渠分散在各村的支、毛、斗、农等分渠，“这是40多年来林州对红旗渠最大规模的一次整修。”他说。

据介绍，整修完的红旗渠不仅能恢复原来60万亩的灌溉面积，还将多灌溉26万亩田地。

缺水之困

如今的林州，就是当年因建设红旗渠而举世闻名的林县。1994年1月，经国务院批准，撤销林县设立县级林州市，归属安阳市下辖。

林州位于河南省西北部的太行山东麓，是晋冀豫三省连接处，这里自然环境极为恶劣，总面积2046平方公里，荒山占了近50%，山高坡陡，土薄石厚，水源奇缺，十年九旱。“一部林县志，满卷旱荒史”，缺水，是林州不争的事实，也一直制约着林州的发展乃至生存。

1944年解放时，林县500多个较大的自然村中，有300多个村远道取水。取水要跑2.5公里以上的村子有180多个，跑5公里以上的村子有94个，其中最远的吃水取水甚至要跑20公里那么远。

每逢干旱年头，少有的几口水井旁便排成了打水的长龙，有时一天都难挑一担水回家。因此，在林州素有“水贵如油”的说法。

郑中华在修渠动员大会上介绍林州情况时就曾说：“林州的年平均降水量只有670毫米，且时间分布不均。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300立方米，不足国际公认的水资源最低安全保障线的三分之一。”

而缺水也是伴随着张买江成长的一个很深刻的记忆。从他记事起，家里就缺水，他没有怎么洗过脸，没洗过衣服，更不要说洗澡了。“连吃的水都不够，怎么可能洗衣服洗澡？”他说，那时候每天一早，母亲都要去五里地外的池塘挑水。一天只能去一次，所以用水相当节省。

一次，不到10岁的小买江跟着母亲去挑水，一路上他很开心，还在池塘附近抓了一只他叫不出名的虫子，当他想给母亲显摆时，却发现母亲不见了。他吓得大哭，后来才知道母亲不小心滑进了池塘，幸好很快就被救起了。

虽然当时母亲只是呛了几口水，但还是受到了惊吓，回家后休养了很长一段时间，在那段时间里，家里用水愈发困难了。这个事情让小买江相当地后怕，他怕自己一不小心就失去了母亲。

1959年，张买江的父亲要去山西打短工，临走，想吃一碗面条，可家里一点水也没有了，“现挑肯定来不及了，况且也不一定有水，最后，我母亲只能用存了几天的刷锅水，给父亲下了一碗面条。”就是这一碗刷锅水下出的面条，让张买江至今都记忆犹新。

张买江说，当时很多的时候就是6个人吃用一杯玉米面煮的汤，汤清得连人影都能照出来，他说，那时候的老人们最大的心愿不是洗澡，不是洗衣服，而是吃饱肚子。

事实上，不仅是张买江，林州很多老人对于缺水的这段生活都记得非常清楚，曾参与红旗渠建设的王盼锁和焦明生告诉记者，“那时候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洗澡是什么，很多人连这个词都没听说过。”王盼锁说，别说洗澡，连洗衣服洗脸对于他们来说都是一种奢望，他给记者用手比画着当年他们洗脸所用的像草帽一样的脸盆，“就是那一点点水，要供全家好几口人洗脸，洗完也不能倒，澄一澄第二天还可以再用。”

让焦明生一直很难忘记的是，他所在村因为缺水地里没收成而饿死了人。“缺水，就没办法浇地，不浇地就没有好的收成，没有好的收成，就吃不饱肚子，能吃的都吃光了，连山都吃秃了。”

当天晚上，死人的那户人家嚎了一个晚上，凄惨的声音传遍了整个村子，村里所有人都心有戚戚，因为谁也不知道，未来还会发生什么。

缺水，就像一块巨石一样，压在每个林州人的身上，也压在了时任林县县委书记杨贵的身上。他在带领工作组多方面考察以后，决定举全县之力修建一条渠，把漳河水引入林州，以此彻底解决林州缺水的难题。

修渠之殇

1960年，对于张买江一家来说，是让他们心痛的一年。那一年，张买江的父亲修渠时牺牲了，年仅39岁。那时，红旗渠开工仅仅2个月。

“当时是我舅舅来家报的信，我母亲听到父亲受伤的消息后，就晕了过去，事后她告诉我，当时的她很清楚说受伤意味着什么。”说到这里，张买江用手抹了抹眼睛，“等我和母亲赶到父亲下葬的地方时，棺材盖都已经合上了，我母亲想看我父亲最后一眼，但要求没有被批准。”张买江说，直到母亲去世，这一直都是她的一个心病。

他说自己长大了才理解，父亲是被炸死的，死的时候肯定不怎么好看，不让看，也是不愿意增添家人的悲伤而已。

张买江的母亲很坚强，她顶住丧夫的痛苦，埋葬了丈夫，擦干了眼泪，第二年的大年初五，就让年仅13岁的小买江带着父亲留下的铺盖走上了修渠的道路。而她自己，也把几个年幼的孩子留给了婆婆，开始了修渠的生活，“我母亲总认为，把渠修好，是我父亲的遗愿，所以我们一定要完成。”

张买江说自己和母亲不在一个地方，平时还好，但一生病就分外想娘，想回家，每一次都是哭着睡着的。

那时候他的任务是运输凿石头用的钎子。虽然年纪小，但干起活来却不含糊，因此也获得了“小老虎”的称号。

“我们那时候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半军事化管理，一天三顿饭，虽然并不能吃得很饱，但没有人叫苦叫累。”在这一点上，当年修渠的村民们都是绝对认同的。修渠的时候，哪怕条件再艰苦，也没有出过一个逃兵。

除了张买江的父亲，记者查阅到的资料显示，在整个修渠的过程中，有80余人因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吴祖太，是当年红旗渠工程技术股副股长，他在带领400余名民工挖掘王家庄隧道时遭遇塌方，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一同牺牲的还有当年的姚村卫生院院长李茂德。

杨贵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回忆说，当年的王家庄村下大部分是活土层，要在疏松的活土层中挖一条宽8米、高4.5米、长243米的过水隧道，安全是个很大的问题，一旦出现冒顶，地面的房屋就会陷落。

“那是1960年3月28日，我记得很清楚，下午收工，有人告诉吴祖太，隧道的洞壁上出现了裂缝，他意识到那是塌方的前兆，于是吩咐大家撤出洞外，自己和李茂德提着马灯进洞去勘察险情，在他们返回的途中，塌方了，两人躲闪不及，就这么牺牲了。”杨贵说当时自己哭了，为吴祖太，也为李茂德。

同年6月12日，城关公社槐树池村的民工正在鹦鹉崖紧张施工时，崖头上一块巨石突然坍塌，滚下了山崖，砸向人群，当场牺牲了9人，重伤3人。

就这样历经千辛万苦，1964年12月，红旗渠总干渠工程全部竣工。至此，70.6公里的红旗渠总干渠从渠首至分水岭全线贯通。多年以后，杨贵在回忆起当年的情形时，就无比自豪地说：“红旗渠的水让林县全县粮食产量从亩产100公斤达到了400公斤左右，也让当时的林县彻底摆脱了缺水的困境。”

1969年7月，红旗渠整体工程竣工。它以浊漳河为源，在山西省境内的平顺县石城镇侯壁断下设坝截流，将漳河水引入林县。

总干渠墙高4.3米，宽8米，支、干渠总长1525.6公里，设计最大流量23秒/立方米。沿渠建设一、二类水库48座，小型水力发电站45座，库容6000余立方米。

“在开渠通水的那一天，全县人民几乎全部出动了，他们推着老的，抱着小的，簇拥到了渠边，当哗哗的水流过来的时候，所有在场的人都哭了，不少老人甚至直接用手去捧水喝，一喝就是一脸，分不清是渠水，还是泪水。”张买江回忆着当时开渠通水的庆祝场景，话语中依然有抑制不住的激动。

“那天晚上，我母亲在家门口的池塘边一个人坐了一整夜。我曾偷偷地过去看她，发现母亲脸上全是泪水。”张买江说，母亲还带他去了父亲的坟前，告诉父亲，他没有完成的遗愿，儿子替他完成了。

有了红旗渠，让林州一夜之间全国闻名，因为这条渠对于当年的林县人民来说，就是一条生命之渠。张买江说，至今林县的人民都很感谢杨贵书记当年修渠的决定，这条渠带来林县的绝不仅仅是水那么简单，更多的却是一种精神，这让他在之后的生活工作中都受益匪浅。杨贵在评价自己当年修渠的行为时这样说道：“我们是为了人民修渠，依靠人民修渠，所以才敢想敢干，又实事求是，靠的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1970年初，红旗渠与南京长江大桥一道被周恩来总理自豪地誉为“新中国的两大奇迹”。

损毁之重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从修好至今，红旗渠损毁得相当严重。公开资料显示，1990年7月6日凌晨4时，红旗渠总干渠青年洞上游蚕沟渠段被炸，尽管及时修复后没有造成重大的损失，但同年8月22日凌晨4时28分，红旗渠总干渠盘阳段两处渠墙又同时被炸，此次炸毁长度33米，有60米长的渠道裂缝严重，这使得渠道附近的盘阳村遭到渠水袭击，损失惨重。

12天后的9月3日，红旗渠恢复通水，此事作为新中国以来罕见的爆炸破坏水利工程案件，在沿漳河三省(山西、河南、河北)三县(平顺、林县、涉县)反应特别强烈。

尽管有如此惨痛的教训，但红旗渠的保护和修缮依然没有引起当地政府的重视，号称“红旗渠小百科”的郝顺才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指出：“红旗渠到现在这样，很大程度是因为政府的重视程度不够。”

现在，总长1500公里的红旗渠，除了总干渠和干渠状况还算良好外，支渠及其以下的末级渠道大都已经被破坏。而红旗渠特有的“长藤结瓜”结构中的“瓜”，即沿渠而建的48座小型一、二类水库和346座塘堰，也有相当一部分濒临报废，或渗漏严重，无法再发挥原有功能。

2010年9月，任羊成、张买江等几名劳模对红旗渠展开了调查，四个月后的2011年1月，他们得出了初步结论，“除总干渠、三条干渠完好以外，51条支渠有不同程度的损毁，有很多支渠常年无水，有的支渠严重破坏后，其下属斗、农、毛渠已经不复存在。”

张买江回忆说，一干渠十二支渠已经二三十年不通水了，上下游的渠道全部报废，建在十二支渠上的24座装机45千瓦的水电站，除一座还在运行外，其余23座早已荡然无存。而在十二支渠经过的城关镇雁落凹村，虽然还有渠道，但已然成了垃圾场，村民们普遍反映：“一到夏天，苍蝇蚊子满天飞，臭气熏天。”

三干渠已经三四年无水了，其一支渠早已成了一条干渠。有的渠段渠墙被拆，当地村民甚至用拆下来的石头盖房修猪圈，一些支渠的渠道里更是填满了石块和泥土。

作为当年红旗渠修建大军中的一员，任羊成也在退休后的几十年间，一直呼吁对红旗渠加强保护并重新对其进行修缮，“如果再不重修，90%的渠道都要失去作用了！”

姚村镇分管农林水的副镇长郭会生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称，根据他们对辖区内红旗渠的普查情况表明，姚村镇有30%-40%的渠道遭到了破坏，最严重的地方，渠道已经完全被破坏了。他说，近几年，很多村民都请愿，要求政府出资整修红旗渠。

近年来，随着经济快速发展，我国水资源形势深刻变化，水安全状况日趋严峻，水利对全局的影响更为重大，地位愈加凸显。今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的一号文件出台，在这份文件中提出要大兴农田水利建设，力争通过5-10年的努力，从根本上扭转水利建设明显滞后的局面，基本完成大型灌区、重点中型灌区续建配套和节水改造任务。

未来10年，国家预计投资4万亿对水利工程进行建设改造。2011年7月8日，中央水利工作会议召开，强调要把农田水利建设作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任务。

在此背景下，林州的“三年水利大会战”应运而生。据介绍，这一计划最主要的内容就是重修红旗渠，具体来说就是保证支渠畅通，并以高标准的要求来维修末级渠道。林州将拿出5%的市财政收入、10%的土地出让金，和不低于10%的乡级财力作为这一计划的资金来源。

引水之痛

事实上，从1990年后，红旗渠的水源就开始慢慢减少了。“红旗渠引水量总体趋势是逐年减少的，”在红旗渠管理处（以下简称“红管处”）灌区工作了20多年的彭银生回忆起红旗渠历年的引水量，一连串数字脱口而出，“刚建成时，每年引水量有3.7亿m3，到上世纪80年代，年均2.6亿，1990年代是1.4亿m3。到2009年，降为0.7亿m3，去年接近一亿m3。”

缺水再一次成为林州不容忽视的现实问题。据统计，林州平均供水能力为2.57亿立方米，现状用水规模为3.24亿立方米，缺口为0.67亿立方米。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初步测算到2020年全年需水量为3.98亿立方米。

张买江则告诉记者：“红旗渠刚修好的几年，发挥着灌溉的作用，解决了56.7万人和37万头家畜吃水问题，54万亩耕地得到灌溉。但1990年后，红旗渠水源减少，工程老化极为严重。只有干渠还有少量的水，能发挥灌溉作用。”

1997年红旗渠总干渠第一次发生断流时，彭银生“难过得直想流眼泪”。但在此后，红旗渠总干渠又经历了多次断流，最长的一次甚至有76天。“其实红旗渠的干渠都是可以正常使用的，断流只是因为干旱、少雨加之上游用水量增加所致。”彭银生解释说，由于水量减少，红旗渠的灌溉面积已从当年的54万亩锐减到20万多亩。

红旗渠的引水点，在山西境内浊漳河侯壁断下。浊漳河与清漳河均发源于山西，流经河南、河北两省，并在二省边界的河北合漳村汇流成为漳河。对漳河水资源的争夺，山西、河南与河北长期存在矛盾。因此，红旗渠引水量的减少，还与三省争水不无关系。1994年，海河水利委员会成立了漳河上游管理局，专门协调河北与河南的水事纠纷。

“现在的局面是水少了，不仅是红旗渠没有水，河北的几个灌区也引不到足够的水。”漳河上游管理局水政处处长李明彦认为，根本的问题，还是没有水。

由于红旗渠的来水越来越少，林州开始在别处寻找水源。在“三年水利会战”计划中，他们打算新建一个库容量在5000万立方米以上的金牛山水库，并试图从国家的南水北调工程中分得一杯羹。

据记者了解，目前金牛山水库的筹建工作已经基本完成，就等着国家有关部门的批复了，对此，杨贵评价说，金牛山水库建好后，应该就能够完全解决林州缺水的现状，也完全能够支撑林州城市化进程中增加的需水量。

而对于红旗渠来说，投资重修后，或许最重要的就是不用再绞尽脑汁地花钱买水了。“冬季、春季用水紧张的时候，为了解决灌溉问题，林州市政府不得不采取市场化的行为，从上游的山西水库调水。所谓的调水实际是通过个人关系从山西买水，一方水就要6分钱，每年光这笔支出近300万元。”彭银生说，“因为缺水，林州就像被人扼住了咽喉，我们对外说调水，但内部人都知道是买水。这已经成为一个不公开的秘密。”

整修之惑

初秋的林州，没有了夏日的燥热与喧嚣，却多了几分秋天的沉静与凉爽，几场秋雨过后，温度已经有了明显的下降，萧瑟的秋风让行人不约而同地穿上了外套。

63岁的石才贵将当天的工程收尾后，天已经麻麻黑了。此前他不太愿意接受采访，“采访太耽误时间，这些活都是今天必须要完成的。”他指着面前一段已经快翻修完成的渠道告诉记者。虽然只是整修，但其实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简单，“我们现在不需要凿坑挖洞，但同样要摆放石头位置，加固渠道，用水泥打底，防止渗漏。”

郭会生说，姚村镇预计在3年内修复19万米的渠道，并对34座水库进行技术改造，而今年的任务是修复红旗渠6万余米，改造水库6座。

杨俊朝是林州姚村镇的老水利站站长，他回忆说，在红旗渠所有的渠道都能使用的时候，能灌溉48个行政村的土地，但现在，几乎所有的村子浇地都在使用机井。费用高且水源不稳定。“红旗渠整修好后，在浇地这一项上，就能为村民省下不少钱。所以大伙儿都盼着呢。”

杨俊朝说，其实姚村镇内的红旗渠每年都在维修和加固，但维修的速度赶不上损毁的速度，另外投入的资金太少，也修不了多少地方。所以整个乡镇的红旗渠损毁的程度依然令人惊心。

实际上，这一次并不是红旗渠唯一的一次整修。据了解，自红旗渠建成以来，曾有过几次技改，但仅针对干渠以上的渠道。

据红旗渠灌区管理处(以下简称红管处)灌溉科科长彭银生介绍，当年修渠时条件有限，总共花了6000万元人民币，因此工程比较简陋。比如，渠壁就是拿现场开凿的石块，用白灰黏土砌起来的，时间一久，渗漏严重。

上世纪90年代，在国家经费支持下，林州花了3000多万，对总干和干渠渠底首次进行了混凝土浇灌。“十一五”期间，国家加大支持力度，又先后投资8700万元对干渠以上渠道及重点地段进行修缮。

斥如此巨资修渠难免引发一些争议。有知情人士透露，此次整修渠道，每米渠双侧需要石头0.6方，水泥两袋半，还有沙子、石子等材料，成本大约在70元，此外人工每米成本100元，这样算下来，修一米红旗渠的总成本为170元。以姚村镇为例，今年要修6万多米渠，仅这一项就需要花费1000余万元。

然而，记者了解到的情况表明，对于此次重修红旗渠的可行性与经济性，除了2010年林州市政协曾做过一次该市水资源的总体调研以及任羊成等人的实地查看外，并无相关水利科研机构的论证与评估。

那么林州政府方面关于整修工程投入9.7亿元以及2.6亿元的依据，记者也以书面采访的形式向林州宣传部新闻科进行询问，但截至记者发稿时，未接到答复和回应。除了支持的声音，还有一些人对此次重修红旗渠态度谨慎。北京某公司的小林，是守在红旗渠边长大的孩子，可是他对此次整修红旗渠并不看好，“从我记事起，看到红旗渠浇地的时候就很少，那时候父母种地都盼着下雨，如果雨少，这一年的收成就完蛋了。”

小林说：“从新闻中得知，这次重修红旗渠要花将近3个亿，我不知道修好可以用来做什么，我觉得这完全就是政府的政绩和捞钱的工程，去年就有人举报，红旗渠之前的整修工程是‘豆腐渣’，也没见政府哪个部门出来解释一下。现在几个亿要投进去了，我们怎么才能相信工程质量？”

不仅如此，红旗渠修复后如何维护也是一个必须重视的现实问题，据了解，之前各乡都设有水利站，有工作人员对红旗渠进行维修和管理，2005年乡镇机构改革后，水利站被撤销了，成立了农业服务中心，人少了，事多了，对红旗渠的管理也就松散了。

这一次，政府会专门成立一个水利服务中心，每个中心配5-6人，专门负责红旗渠道的工程管理和用水管理，“今年年底会成立，招收的全是水利专业的大学生，目前已经进入了笔试和面试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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