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崔健：让我在电影里撒点野

2019-08-18 13:53:51

来源: 时代在线

      2009年6月初，崔健执导了电影《成都，我爱你》其中30分钟的“未来篇”，并完成初剪。他是这部电影的三位导演之一。另两位导演是因《香港制造》而成名的香港导演陈果和韩国知名导演许秦豪。
      做音乐要彻底地让你的个性去释放，而做电影你必须要去考虑别人的个性。电影是个团队的工作。手捧着水，任何一个缝都能把手里的水全放掉。
      中国电影的现状确实有人呼吁。我现在要提到的就是，艺术家的自由是不是文艺的资源？是不是文艺的财富？现在很矛盾。很多人会干涉艺术家的自由。艺术要是变成很具体的、在画好的框框里创作的话，艺术本身的生命力就大打折扣。

      1981年，崔健从外国旅游者和归国学生那里得到Simon & Garfunkel和John Denver的磁带，随后是甲壳虫乐队、滚石乐队、Talking Heads乐队和警察乐队，在听了大量的音乐后，他开始了自己的摇滚乐创作，从《不是我不明白》和《一无所有》开始，一路成为 “中国摇滚乐之父”。
      2006年，崔健执导了自己的第一部短篇电影作品《修复处女膜年代》，时长7分22秒。崔健对时代周报记者说，这和30年前自己开始做音乐的状态是一样的：“就像我们当初听音乐听得很多一样，我现在看的片子很多，突然有一天我发现我自己也想通过电影讲故事。”
      2009年6月初，崔健执导了电影《成都，我爱你》其中30分钟的“未来篇”，并完成初剪。他是这部电影的三位导演之一。另两位导演是因《香港制造》而成名的香港导演陈果和韩国知名导演许秦豪。
      崔健将专访地点选在了北京元老级的爵士酒吧CD cofe内，很多年轻人并不知道，这里的主人刘元是崔健音乐上20多年的老搭档。下午4时，整个酒吧内自然冷清得很，崔健叫了一杯健怡可乐，舒服地靠在一张三人沙发上。
      再过两次秋冬，1961年出生的崔健就要“知天命”了。但除了那顶白底红星的棒球帽被洗得越来越沧桑外，他的模样和十年前几乎没有太大改变，这归功于他那张年轻时就比较上岁数的脸。他依旧保持着二十年来每天早上三四点睡觉，下午两三点起床的作息习惯，日程安排得很满，拍片、巡演，借用北京某个楼盘的广告词，可谓“不慌特忙”。他说自己年纪大了，没有年轻人的体力，思考多、动作慢，但“一出击也带着很大的力量”。
老崔有话说
      时代周报：2006年你执导了《修复处女膜年代》。尽管片子很短，但第一次作为电影导演出现，感觉上有什么不同？
      崔健：我觉得当导演，包括自己做编剧的时候，最重要的是掌握一个语言平台、方式，你要抽象地表达，而并非只是讲一个表面上的东西。我觉得，电影它只是给你一个说话的机会。你有话要讲，你才能真正地去把握它。我更主要的还是有话要讲，它对于我而言像是一个宣言，特别是《修复处女膜年代》那个短片，说明我可以通过电影说话了。
      时代周报：是否可以说从你开始执导电影开始，电影就成为了你另外一个摇滚舞台？
      崔健：肯定的，这是毫无疑问的。如果电影没有这种功能的话，就不会吸引我做这个事。很多人喜欢电影，主要就是因为它表达的方式非常丰富，它可以通过音乐，也可以通过画面，可以通过文字，也可以通过表演，各方各面的内容都可以综合进电影里头。
      很多人认为电影是一个最高的表现境界，但实际上我并不觉得这个东西有多么高深，也不认为它是高不可攀的，我恰恰觉得这个东西只要你具备了两点：一定的技术加上要述说的欲望，你就可以去掌握它，最起码可以开始去尝试。
      我比较有运气，因为我接触电影圈里的人很多，在开始做这几部片子的时候就可以接触到胶片，甚至还有很好的团队支持我。这是我的运气，但如果没有这种运气实际上也可以做，因为视觉这个东西是每个人都有的。只不过是筹备时间多少，表达的东西有多饱满的区别。拍电影并不是一个必须要受过良好训练才能做的一件事情。
      时代周报：执导电影感觉怎样？
      崔健：很多人喜欢玩游戏。我的游戏就是电影。只不过我把我的喜爱当作一个严肃的事情去做。做个大游戏，而且一做就是一年。
      时代周报：你会给演员去说戏吗？
      崔健：好演员不用说什么戏。你让他多给你一些选择就好。有的时候我也亲自上去说一下戏：“给我另外一种感觉。”导演的工作其实是做一百个否定，完成一个肯定，选择的结果。做音乐和做导演一样，我有很好的音乐家，他们给我很多种选择，好的音乐家是能够在你要求更多的时候还能掏出来给你。好演员的能力和好音乐家是一样的，把角色吃透，做好家庭作业。
      时代周报：后期工作方面呢？
      崔健：剪接和缩混，其实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做缩混的时候，所有素材放到一个工作台上，30多轨40多轨，如何最后出来两个声道？这个声音大点那个加混响，这个往前一点那个往后一点。
      电影拍完了做后期，每一个镜头有五六个选择，完了“啪”全部给你放着，前后左右任给你去挑，你怎么给人拿出一个2个小时的东西，或者是30分钟的东西？这个就是你的理性创作。非常累、非常辛苦，但一旦找到感觉的话就非常快乐。
      电影里某一帧中这个眼神多停留0.5秒，就像音乐里一个鼓声延时“当……”，混响长一点或是短一点。每一个时间值都变成了感染观众或是自己的意识载体。
音乐和电影都让人兴奋
      时代周报：做电影和音乐的压力各有什么不同？
      崔健：做音乐我有更大的压力就是我自己是我自己的对手。我不能够允许自己复制自己。做电影我没有复制的对象，我做什么样就是一个开始，电影是我在开始做一件事，它的方向是在往上走，不是像音乐一样，想要往上走确实要避免很多复制自己的信号才能真正说是往上走。所以我认为我做电影的时候没有什么压力，顶多大家说老崔你不太适合做电影，但是我也不在乎别人这么说。
      很多做艺术的人做第三产业，开饭馆酒馆，有人好旅游，有人好体育，有人好吸毒，什么业余爱好都有。恰恰我的业余爱好还没有跨行那么大。甚至我不觉得电影是我的业余爱好，它是我的一个主业。音乐和电影是一样的，通过做电影我更觉得做音乐有意义，能够得到一种休息，换脑子，换空间，反而觉得有一种补充。用放松的感觉去做两种不一样的事。
      因为做了电影，所以我在做音乐上更喜欢，更有信心。在感觉做音乐的压力变小了的时候就能更好地去尝试别的东西。你长期做一样东西你就会变得不客观，就像我现在做电影一样，我必须站在音乐的角度去看电影，反过来我也要站在做电影的角度去看我的音乐。
      时代周报：执导电影时，会把对音乐的追求也放入其中吗？
      崔健：简洁。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风格。如果我的电影只是给大家一种视觉上的享受，我觉得这是一种遗憾吧，因为我的音乐也不是这样，我的音乐技术从一开始就是用一种简洁的方式，可以这么说吧，简洁对于我来说是很难达到，但也是我很大的一个追求。也许我后期做专辑犯的错误，从市场上受到怀疑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在简洁方面把握得不够，大量多余的东西和我认为一些能够表明我更多理性的东西融进去之后，发现听众根本不卖账，观众还是喜欢看他们能看得懂的东西。后两张专辑东西太多了，太满了，我自己听得挺高兴，但也许这些东西太多了以后，大家更多讨论你的音乐技术，不会去把你音乐中表达的内容抽象地扩大，反而把抽象的东西给限制住了，音乐做得太具体了也许是个遗憾。
      时代周报：已经做了两次电影导演，回头想想有什么遗憾？
      崔健：我当时觉得电影语言没有那么复杂。我觉得只要有好的故事，然后对于导演来说首先是要把握住演员，因为演员是活的雕塑，你有好的演员实际上你就成功了一半了，所以我对选演员把得特别紧。摄影师对品质的要求也很高，所以我也不用担心。但我当时忽视的一些东西，最后发现有些是对的，有些是错的，有些是遗憾。比如说服装、美术、摄影，我是外行不懂这个。
限制自由损害艺术的生命力
      时代周报：你会为了市场而妥协自己的态度吗？长片毕竟和短片投资不一样。
      崔健：人们对市场的关注在很多时候是很微妙的。有人会很虚伪地看待这个问题，人们是希望有观众的，同时人们希望有坚持原则，只要当你为了坚持原则放弃市场的时候，才叫你真正地坚持原则。我拍电影给人看，当然需要观众。妥协的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
      做音乐要彻底地让你的个性去释放，而做电影你必须要去考虑别人的个性。电影是个团队的工作。手捧着水，任何一个缝都能把手里的水全放掉。
      时代周报：介绍下你最喜欢的导演和电影吧？
      崔健：国内的导演我喜欢姜文、李扬。电影有《教父》、《美国往事》、《死亡诗社》、《老无所依》、《大象》，什么类型都有。
      时代周报：使用电影作为创作和表达的手段，有什么最大的感受？
      崔健：中国电影的现状确实有人呼吁。我现在要提到的就是，艺术家的自由是不是文艺的资源？是不是文艺的财富？现在很矛盾。很多人会干涉艺术家的自由。艺术要是变成很具体的、在画好的框框里创作的话，艺术本身的生命力就大打折扣。也许我应该说这话，也许我是外行人不应该说这话，但我恰恰觉得我作为一个生命、我作为一个人我应该去说这个话。甭管是当局，或者电影人，我们都该去思考这个问题。现在的这种限制是否破坏了我们的（艺术家）资源？使我们大家都不受益。
      时代周报：具体的例子呢？
      崔健：我当时设想《成都，我爱你》里面的女主角是一个律师，她在法庭上发现对方的身份，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一些内心冲突。对方是她职业上的仇人，但又逐渐发现对方是现实生活中自己的恩人。她这种矛盾如何去体现在故事中，又好看，又能够通过简洁的辩论方式来表现，我想了很多。
      但后来为了保证投资，为了能够通过审批，我们只能去修改剧本，避免去涉及一些题材，比如说司法，比如说公安。你有没有发现中国没有律师题材的电影？后来我发现不是没有人想去做律师题材的电影，而是如果你涉及到司法和公安这两个题材的话，不光电影局（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以下同）要审批，你还需要经过这两个部门额外的审批。他们和电影局达成一个协议，你电影局审查完了，必须我司法部再审一遍，如果这样的话要等多长时间？你未必能等下来。那艺术家干嘛啊？当代的艺术家如何去描写这一部分人的生活？由你那些不懂艺术，怕丢乌纱帽的人来管文化，那不是在消耗艺术家的资源吗？艺术家自由创作空间的损失，是不是一个民族文化资源的损失？
      时代周报：这种状况存在很久了。
      崔健：我觉得应该有人站出来呼吁一下。这种做法有没有利于一个民族软实力的发展？怎样让别的民族尊重我们？前几天有个朋友说过一句很微妙的话，一个民族在输出自己的价值观之前远远不能说是强大的。你怎样去真正建立这种软实力，输出这种软实力，是不是靠艺术家的想象？而艺术家的想象，被那些懂一点艺术，懂艺术的目的又不是为发展艺术、而是限制艺术的人所控制，这会不会对我们民族的长远之计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