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贲：我父亲“被错过”的个人记忆

头发很短，板寸，鼻梁上架一副普通的黑框眼镜，右手食指和中指夹一根香烟，沉思着。

《复归的素人—文字中的人生》（新星出版社2010年1月）封面上的这位老者名叫徐干生，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教授徐贲的父亲，一位默默无闻的老作家。我想，如果不是因为徐贲，很多人都会错过他，就像他生前“被错过”一样。

文字是一种见证。徐贲将他父亲徐干生生前的著作（散文、诗歌、日记和检讨）辑成这样一本厚重的大书，让徐干生成为又一位“回归者”。与他一起重现在我们面前的，还有徐干生携带的历史记忆。1938年，他就开始在靳以主编的《国民公报》副刊、夏衍主编的《大公报》副刊上发表作品，资深，但也因“资深”获罪。1955年，“胡风案”发，因为1941年“胡风分子”曾卓写给他的一封信，他被牵连其中。之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徐干生如履薄冰，至1977年“文革”结束，他一直在为自己1949年前写下的“反动文字”作检查交代、剖心洗脑。

这样一本书的意义，恐怕还不仅仅在于一种历史的“忆苦思甜”作用，或者对于“文革”这样的极端年代的警世意义。官方的历史叙事和个人的生存记忆之间，存在着某种奇妙的罅隙关系，这些罅隙被什么填满，有时会改变人们对一件事的判断。但公共记忆和个人记忆之间并不完全对立，个人记忆也可以进入公众的视野，成为公共记忆。比如，当徐干生的著作出版之后，徐干生和徐贲的私人生活就不再局限于徐家人的回忆，它们呈现的，对于那些没有经历过如是岁月的青年人来说，近乎一种“奇观”；而对于那些感同身受的读者来说，则是一段段真实往事的文字回响。

难以留存的个人记忆

时代周报：和你上一本书《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一样，这本书其实也是关于记忆的。个人记忆一旦与公共记忆挂钩，它往往就成为一个复杂的政治哲学问题。

徐贲：对，我下本书要谈到的就是这个问题。我特别强调公共记忆，因为没有公共记忆的话，记忆是没有生命的。个人不管他记性多好，他都会去世，生命都会终止，生命终止，记忆也就不存在了。他死了怎么办？这个记忆怎么传承下去。在西方有很多关于这方面的研究，经验记忆是没有办法传续的，就是通过故事也没有办法传续。比如你爷爷告诉你一个他亲身经历的故事，即使你一字不差地记住了这个故事，你也无法亲身体验你爷爷的经验。你爷爷的记忆不是你的记忆。你只是拿到一个引子而已。而公共记忆就不同了。我和扬·维尔纳·米勒的对话中谈到过，“二战”之后这么多年，纳粹德国的亲历者慢慢都死了，记忆怎么传承？因为在德国，这种记忆成为了公共记忆，所以这种记忆就能够抛开个人的载体，而一代代传承下去。

有一次我和我妹妹在苏州，在文化宫，突然放起《大海航行靠舵手》、语录歌这样的“文革歌曲”，我脑子就嗡的一声，觉得不可思议，怎么时光倒转了？真是不寒而栗。当然，现在他们是把这种歌曲作为大众流行文化的一部分来处理的，已经没有当年的政治含义，但是像我这样经历过“文革”的人一听，仍然浑身直冒冷汗。主要还是我们没有建立起一种关于“文革”的公共记忆。

时代周报：对“文革”的怀旧也红火过一阵子，确实，公共记忆的缺失让我们常常生活在幻象之中。当我们有意识地开始遗忘，历史的残酷性就被温情脉脉所取代。可是，我们的创痛就那么容易痊愈吗？

徐贲：因为我还有个人记忆，我知道这代表着什么。可是因为没有建立起一种有效的公共记忆，所以很多人并不觉得这有什么。我在大学里也专门谈过“文革”的怀旧问题。美国有一个华裔作家，写了本书叫《红杜鹃》，在美国一片好评，很多美国教授都说她写得好得不得了。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名字叫“一张长到面具里去的脸”，表达的是这样一个意思：你戴上了一副面具，久而久之，这副面具就长到你的脸里面去。她就是这样一个人，她在美国教她女儿“文革歌”，我不是在道德上责备她，但是这是她成长期的记忆，这种做法很值得怀疑。

我在下一本书也会提到一个例子。有一个混血的华人，他妈妈是德国人，爸爸是中国人，他妈妈、爸爸和叔叔都反纳粹，他也痛恨纳粹，可是有一次，他在他的老师家吃饭，他哼了一首歌，老师的夫人狠狠瞪了他一眼，他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一问才知道，他哼的是纳粹冲锋队队歌。他从小听到这首歌，就记住了。他妈妈在洛杉矶买了一张唱片，全是纳粹时期的歌曲，纳粹的歌曲是很有鼓动性、非常激动人心的音乐。他说他很能理解他母亲，因为这是她关于青春时代的唯一记忆。就像一些“红色歌曲”，对我们的意义，和对现在年轻人的意义是完全不同的。

正义社会必须向正义者倾斜

时代周报：个人记忆的复杂性在于每个个体、每个家庭的情况完全不同，公共记忆则相对单一化，你说的“有效的公共记忆”能否取代个人记忆的作用？

徐贲：我有一年在中国人民大学作报告，我一开始并不想提“文革”这个敏感话题，可是人大的朋友却一定要我讲。后来我讲了之后，有一个教授站起来对我说：你说的“文革”的灾难记忆是不对的，“文革”要允许多元记忆，对我来说，“文革”是最好的时候，我当时是红小兵，也不要上课，就像姜文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拍的那样。我觉得这问题很大，任何一个国家当中，灾难都不可能发生在所有的人身上，包括纳粹的悲剧也不是发生在所有德国人身上的，但作为一个正义社会，它必须向正义者倾斜，社会中没有受过苦的人，有责任分担受过苦的人的记忆，这样，社会才能从苦难中得到一点教训。

另有一点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现在，在北京、南京、苏州都有这样的“文革”文物市场。文物按照定义的话，100年前的东西才能称之为文物，而“文革”过去不过三四十年而已。在文物市场上，“文革”文物的这个项目是个非常奇怪的东西。一方面，它有政治色彩，另一方面，我们又将它进行商业化的运作，将它与政治彻底分隔开了。

时代周报：在中国，梁漱溟、顾准、许纪霖等人也作了一些努力，但是在今天他们的影响也很大程度上限制在知识分子的圈子里，知识分子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公共生活呢？　

徐贲：顾准我觉得他还不能算是个公共知识分子，因为他没有这样的平台。我觉得他和德国的克莱普勒相比的话，确实相差太远了。你看他的日记，他的详细程度，他对纳粹的认识程度，相差太远了。当然顾准有一些很直觉的东西，想回到希腊，从希腊城邦政治来看中国情况的根源，已经很不容易了，但是还有差距。

我相信在“文革”时期，顾准绝不是唯一的，肯定还有很多人在思考，只是没有留下他们的文字，顾准在这方面还是幸运的，他的弟弟陈敏之能帮他把文章仔细地整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