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九龙皇帝”的集体回忆
庄彗彗
这是关键词年代，每年一堆“关键词”蜂拥出台，三四年前香港流行的是“集体回忆”─而没有任何人比得上的“九龙皇帝”，更堪称香港的“集体回忆”了。50多年在街头涂鸦书写家谱、自号“九龙皇帝”的曾灶财，他布满街头电箱天桥底的字迹，以及偶然在媒体曝光的赤膊身影，身为港人少有不认得的。2007年7月病故后，鲜活的形象真正成为大众的集体回忆─然而，要将大家都熟悉的形象再次重现出来，如何才能展现出新鲜的意味，不致流于陈滥？
以“九龙皇帝的文字乐园”为名的纪念展览正在香港太古坊的艺术场地ArtisTree展出。以曾灶财字迹书写的进场直幅，从十来英尺高的天花板悬下，他撑着双挂着了一个又一个胶袋的拐杖，光着膀子的背影蹒跚地前进，走入他生前的涂鸦之中：“除了曾灶财的‘墨宝’，香港的市容还有何特色？放眼当今大城市，千篇一律的摩天大楼、玻璃幕墙，大多冰冷而陌生。曾灶财的涂鸦，既为疏冷的都市添上一抹亲昵，也像是对道貌岸然开一个小小的玩笑，看者会心，他是独属于香港人的回忆。”作家陶杰为展览所撰写的说明文字如是说。
有别于一般展览平板、侧重说明性的文字，陶杰以宽广文化与社会视野的细腻阐述，勾勒、牵引出展览蕴藉的细致感情，使展览生色不少。
曾灶财，本是一介与寻常百姓无异的平民。生于广东肇庆莲塘村，16岁的少年来港，在新界元朗务农，后在菜园、纱厂打工，当过水渠匠、做过搬运。来时只受过两年教育。但因为自1956年35岁起，经常手握一管毛笔，在大街小巷上挥洒，他的“传奇”由是为香港人所熟知。
他在一个个政府的公家物件，诸如电箱、灯柱、天桥墩或防土墙上，用毛笔大字挥写他“显赫”的家世：“一世祖曾广祯周王首相纨裤子弟曾潮风……”一代一代地列举，一直至十九世其父曾盆金；认为祖上承封香港土地，却因鸦片战争，沦为英殖民地，他亦成了失去食邑的无地“九龙皇帝”。由是，他每天风雨不改提着桶与笔墨，在上世纪50年代香港仍未回归中国时期，到处留言控诉“英女王”禠夺土地，奋而“宣示主权”。
然而，正如导览文字所言，曾灶财“不买英国殖民地政府的账，也不把大清皇帝放在眼里，涂鸦圈地，书写自己的拥有权，宣泄反政府的不满，却从没有被当成叛贼发落，在中国历史上，是一大奇”；更有甚者，是他曾因在垃圾站工作，被巨型垃圾桶砸伤膝盖，不良于行，“却能够走遍全港”，在港岛西至坚尼地城、东至鲗鱼涌，九龙油尖旺，甚至在新界北至元朗、天水围，留下他五万五千八百多幅的墨宝，“长年累月东涂西画，却没有不容于社会，从未受到暴力干预，也没有遭到法律的约束，一些年轻人还对他扶携备至，嘘寒问暖，整个社会对曾灶财展示了不寻常的宽容、克制、礼让与善意，又是一奇”。
的确，若与今天的社会相比较，当年“九龙皇帝”风雨不改、每天三幅以上的挥写时，当时的香港似乎特别能宽大容忍特立独行之事─特别是市政官僚，纵然曾灶财“毁坏公物”、涂鸦处处─譬如在中央图书馆建造之时，“九龙皇帝”越过维多利亚港，在地盘外的围板一行一行地重书族谱，更在印在围板的当时的市政局徽号上，签上了大大的“曾”氏字样，倒也并未受到警察或市政人员的干预或罚款。甚至在1997年7月1日香港主权移交前的一个傍晚，在如今的礼宾府、当时的总督府门外走廊，当末代港督彭定康与家眷，在夹道的人群欢送下乘车离开时，曾灶财原来正在斜道上，也正在壁上挥毫，却无人留意。要不是法国文化协会总监Gerard Henry将曾灶财默默无语地书写的景象摄入镜头，在展览中重现，“九龙皇帝”在这一充满历史性的时刻向英殖民统治“宣告”的“抗议”，便不为人知了。
这亦是是次展览另一可观之处：策展人钟燕斋指，展览中有八至九成的相片与“九龙皇帝”遗物不曾见于人前。在展出的书写字迹之中，既有以毛笔所书的墨宝，亦有后期以黑色或红色箱头笔所写的篇章，除了“国皇”二字有如玉玺所印放大居中外，笔画粗幼相间有致，版面编排别有一番简朴的意味。
另一帧引人深思的相片拍于坚尼地城旧广场，准确地说，是由摄影师在1997年及2010年，在同一地点同一角度拍摄的两帧相片。1997年的时候，曾灶财的墨宝布满了广场旁的天桥墩，但13年后再访，字迹已被新涂上的蓝灰色油漆盖过，更讽刺的是，油漆上以白色线条勾画出城市高楼的轮廓，还写上Art is not everywhere, but we need it. （艺术并非无处不在的，但我们需要它） 当“九龙皇帝”的“书法”自然而然地出现时，特区政府予以铲除之后，标语语句却回头来肯定艺术的价值。
当然，“九龙皇帝”的涂鸦，能算是艺术吗？他不过疯疯颠颠地四处乱画乱写、胡诌乱扯一段似是而非无法考据的历史─自身的“皇室血统”外，曾灶财认为妻子为文天祥之后─岂能登大雅之堂？
其实早在上世纪90年代，当艺评人刘霜阳将曾灶财的文字搬进香港艺术中心展出时，早已惹来“曾灶财涂鸦是否艺术”之争议。然而若撇开一套套严谨的检定艺术的标准，散见于街头的曾灶财文字涂鸦，作为城市常见的视觉元素，不但深入民心，更为海内外设计师所挪用或赞赏，或制成T-Shirt，或与品牌作crossover设计，成为流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时装设计师邓达智曾于其时装上印上曾灶财的书法而未予其认可，广被批评，可见曾氏的书写风格其原创性已被认可。2003年，曾灶财作品被邀于威尼斯艺术双年展中展出，亦曾于苏富比拍卖中高价脱手，日籍平面插画师谷本阳子、设计师竹内光司来港，亦专程往访，文化价值得社会肯定较之于艺术领域更为广阔。
这能否引曾灶财书法入艺术的殿堂？为此，展览亦呈现了几十位艺术家对“九龙皇帝”所作的评价。譬如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教授陈育强则认为，大众如今对曾灶财作品的追捧，不无“怀旧式宽恕”；而曾灶财则更似乎是found object，是被利用的“俯拾物”，而非基于自有的原动力去创作。“他风雨无间地上街书写，的确也是出于一定的内驱力，是很接近艺术家的创作模式的。”但从书法界辩论并拒斥曾灶财的作品，陈育强更见曾灶财接近原始书法的自由书写在艺术殿堂的美学框架内所遭遇的掣肘。直至曾灶财身后，这种论断仍持续，是比生命更为持久的讨论。
然而这无损“九龙皇帝”在大众心中的地位，及对他的怀念。如今，绝大部分的“皇帝”字迹早已消失在政府的油漆底下，然而民间有不少为保护其墨宝而四处出动寻觅的人、包括策展此次展览的钟燕齐。
钟燕齐与曾灶财相识逾廿年，曾氏晚年在户外的写作，是由钟提供的瓷漆或塑料彩所书，“所以才抵得住政府劣质的涂抹，每隔两年左右又会从油漆底层浮现出来”。这是民间文化活力生猛难挡的一面，不需经艺术正典化；正如钟燕齐与陶杰未必为艺术正统训练出身，只凭多年与“九龙皇帝”的相交与熟知，展现“九龙皇帝”更为温厚、更贴近本尊的形象。
作者系香港资深媒体工作者